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2 / 2）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两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举。
西汉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才能、勋绩为等第，无有限格。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雄三十不徙官；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亦不如后世资历之严。
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节。其以明经文学进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率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婴、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则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始为卒史，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然其始虽有分别，而积功累勋则无不可任。此种风气，东汉后渐不可见。
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后有所谓“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贞观六年马周疏：“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本，必于扬清激浊。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则独解调马，岂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贞观十二年渚遂良疏：“为政之本，在于择人。汉家以明经拜职，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大唐制令，宪章古昔，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谓“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浅化，颇不知此，然唐代适当南北混一之际，其一时人才亦颇不拘一格，至宋则又有淸一色之趋势。唐、宋国力进退，正犹两汉之比也。
二、西汉与匈奴
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游牧为主，易于团结。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强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岭崎岖，其居民散隔，不易团结；又地气温暖，生活较易自给，亦减其侵略之野心。
秦、汉大敌便是北方匈奴。
史记匈奴传：“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说信否不可详论。又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猃狁、荤粥、匈奴盖一因异译；又称昆夷、犬夷，则胡之音转。此族盖自古即与汉族杂居于大河流域者。迭经驱攘，至战国晚季，遂有围绕于秦、赵、燕三国外之诸戎。史记匈奴传谓：“自陇以西有归诸、绲戎、今甘肃天水县。翟、豲（huán之戎。在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陕西马邑县。楼烦之成。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百有余戎，莫能相一。”是也。按史记秦厉公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又秦惠王时，“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时，义渠始灭。则义渠、大荔西北诸戎，在战国初年均已城郭化矣。东北诸狄之城郭化，己详前春秋章。又如赵襄子灭代，魏文侯灭中山，皆以城郭为国。此诸族之见并于中国而同化者必不少。其奔迸外窜者，则失其城郭耕稼之新化，而复归于游牧之故习。此如春秋时山戎皆徒步作战，及战国晚年赵武灵王乃以骑射破林胡、楼烦。民族演化未深，其生活极易受环境之支配而转变也。（如匈奴郅支单于西迁，乃为城居；元人为明所驱，仍返游牧是也。
逮中国秦代统一，而北方诸族亦逐次统一于匈奴。若如上说，则秦、汉与匈奴之对峙，特为虞、夏、商、周以来中国华、夷杂处局面之正式剖分，即“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方式之各自判断独立，而最先民族血统之为同为异，转非所重也，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氐、羌为姜姓，皆可以是观之。
秦始皇对付匈奴，采用一种驱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统一政府完成后之六年。使将军蒙恬北击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充之。汉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冒顿单于倚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據是则汉初匈奴居阴山中。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则依山为阻。又通直道自九原。河套。至云阳，陕西淳化北。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冒顿佯败诱汉兵，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匈奴纵精骑四十万围高祖于白登。白登在今大同东。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
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冶上统治之野心，故高祖见围而得脱。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和亲政策之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藉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得汉廷之赠遗，其下层民众，亦得定期叩塞贸易。其物质上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其时匈奴所尤需者，为酒、米、缯絮之类。
但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
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恶，人情所同，中行说欲强返刍豢于茹毛饮血，其事不可能。匈败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汉边防稍疏，仍必出于掠夺。而汉国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彻底的和亲政策也。
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史纪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匈奴骑士至多不越三十万也。壮丁尽为甲骑不出三十万，以五口一壮丁计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觉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称“马邑之谋”。
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
汉、匈奴失和以来，彼大寇边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发，此应之；则匈奴势尚强，未可聚服也。匈奴统于一单于，并亦父子世袭，其政治组织，已相当进步。中行说教单于左在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汉与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今传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然则并知用汉文，其文化程度，当不甚低。唐初突厥较之，为不侔矣。
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
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境。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肤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今绥远托克托境。冒顿子老上单于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破西域在汉文三、四年间。汉置苍海郡，在元朔元年；马邑之谋后五年。张骞使西域元狩元年。马邑之谋后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卫青之取河南地筑朔方郡，遂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徙民朔方凡十万口。是时汉都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压迫，自是始无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汉、匈奴东西横恒，匈奴单于庭偏在东，汉都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便于西出。汉既城朔方，而同时弃上谷之造阳地予胡，此为汉廷决计改取攻势后之策略。此后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胁。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绝。匈奴西方既失利，为防汉，且求财富接济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转，为汉势有利一要端。
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
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此下唐强、宋弱皆因此。史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一车四马不能纯色。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至汉武休养生息已七十年，其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汉武为伐胡，又盛养马，厩马至四十万匹。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匈败既失利，用汉降人赵信本胡小王，降汉。计，北绝漠，诱汉，汉乃发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境。遇单于，追北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事在元狩四年，马邑之谋后十五年，史称“冒顿之盛，控弦之士三十万”，而是役也，两将所杀虏凡八、九万，是几耗其种三之一矣。然汉亦马少，自后遂无以远往。
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蕃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以骑兵任先锋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匈奴乃不能复转侧。
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
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贵，年十八为侍中。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遂封侯，时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后屡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浑邪王谋降汉，武帝恐其诈。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而多不欲降，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匈奴军，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时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称去病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其卒在元狩六年，时年二十九也。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时李广亦称名将，卫、霍皆以亲贵任用，而李广则为豪杰从军。（时称“良家子”从军，即今之义勇队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惟当时亲贵与豪杰判为两党，卫、霍虽贵盛，豪杰不之重；李广父子愈摈抑，豪杰亦愈宗之。史公亲罹其祸，故为史纪抑扬甚显。然两党各有奇材，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xi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如封禅巡狩等。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
昭、宣以下，武士练习，斥堠精审，胡势巳衰，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漠北；乃汉廷不能乘武帝遗烈，而转师刘敬故智，启宠纳侮，倾竭府藏，岁给西北方无虑二亿七十万。后汉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此据文献通考引刘贶说。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则尤为失策矣。观杨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可见西汉晚年气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费国力太过，有以致此。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昧者乃专以开边生事为大戒。
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