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2 / 2）
如济北相滕延，捕杀侯览、段珪宾客，征诣廷尉免。左悺兄滕为河东太守，皮氏长赵岐即弃官归。唐衡兄珪为京兆尹，将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别，又使宦官与外戚同样得荫附王室，为外朝权法所不及。
太尉杨秉奏诛侯参，览兄。并奏免览官。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秉以“申屠嘉召诘邓通”为对，桓帝不得已，为免览官。然此乃西汉文帝时故事，东汉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职，固不得问内廷事，帝自为优容也。又按：杨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为外官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可见当时宦官之恶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势，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名士不得不内结外戚，如陈蕃之与窦武，袁绍之与何进。而外戚到底亦为一种腐败的因袭体，名士遂终与之两败。
窦武传谓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此特见窦武之与名士相结纳耳。而陈蕃传则记王甫让蕃语，谓，“先帝桓。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公为栋梁，枉挠阿党。”此可见窦家仍不脱外戚腐败气味。恐所言非尽无据。陈荐处士徐稚、姜弘、李昙、魏桓，皆不至。韦之言曰：“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是其时王室腐败已极，固非朝士所能弥缝。至何进不可依恃，更属一时共知。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复拜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畏罪，逃匿让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杀之。桓帝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党锢狱。事在延熹九年，张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杀人，果遇赦，李膺竟杀之。成弟子牢脩诬告膺养太学游士，交结生徒，诽讪朝廷。此两事一则未请先诛、一则遇赦仍杀，于膺皆不为无失之过激也。此为宦官与名±直接冲突之头锐化。盖至此名士已成团体，与以前零零碎碎出头反对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党之名，部党始于甘陵南、北部。桓帝师甘陵周福为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郷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各树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党人之议自此始。牵连逮捕至二百余人。翌年，以窦武等表请赦归，犹禁锢终身。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谋杀宦官不成，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一次。转为曹节、王甫所杀。事在建宁元年，去第一次党锢狱三年。翌年，建宁二年。遂有第二次党锢之狱。事始山阳东部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上书，为览遮截，卒不得上。俭行部逢览母，呵不避路，竞使吏卒收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鸡犬无狳。张俭此事更为非理。灵帝以俭郡吏，不先请擅杀无辜，诏收俭。俭亡命，逃窜，所经历皆伏诛。遂并捕前党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附从者锢及五族。建宁四年，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直至黄巾贼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进与袁绍等谋尽诛宦官，而董卓人京。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二次，而汉亦亡矣。
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
汉袭秦旧，用法太严，以殊死为轻典，狱吏以深竟党与为能事。西汉时，义纵为定襄太守，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此虽极端之例，可见汉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汎倚恃后宫中官之势，功曹岑晊等劝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此较之张俭之诛侯览一家，同为惨酷非人道。在当时不自知也。在名士正义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恶势力一面者可想。故张俭亡命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于宗亲歼殄，郡县残破。西汉亦每轻用族诛，如晁错、主父偃、郭解诸人皆是。双方相激相荡，皆受用法不平之祸也。又按：东汉刑讯之酷，亦可骇人。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乃征诣廷尉狱。其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吏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续、宏、勋拷掠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又，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遗部从事按之，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斧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毁堕地，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迄明公浮之诬，乃舍之。崔寔政论犹病汉治之宽，岂为知病者？其后曹操父子颇欲以法治革汉弊，竟不永祚。及东晋以下，刑典始宽。就唐、宋言，则唐重而宋轻，大体视士权之消长为进退。
积此数因，造成惨毒的党锢之祸，“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黑暗腐败的汉王室，终于倾覆，依附于王室的外戚与宦官，亦同归于尽。而名士势力到底还可存在，便成此后之门第。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建，因无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头之局面。
五、门第之造成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清议”之外，更要的则为“门第”。
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
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后，自伯鱼、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顺为魏相。顺子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汉惠时博士，为长沙太傅。襄孙武及安国。武子延年。安国、延年皆武帝时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时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霸子光，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孙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国后亦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其次西汉大儒伏生，世传经学，历两汉四百年。详东汉伏湛传。又次如东汉桓氏，自桓荣以下，一家三代为五帝师。荣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顺，又焉兄孙彬，亦有名。
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汉。如韦、平再世宰相，韦贤、玄成，父子相宣、元。平当、平宴，亦父子相继。于氏为两世三公，父定国为丞相，其子永为御史大夫。时为仅事。东汉则有四世三公者为杨氏，杨震为太尉，子秉、子赐（司徒、子彪凡四世皆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为袁氏，袁安为司空，又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汉较之蔑如矣。
“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
门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亦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明帝中元二年诏，已云：“选举不实，权门请托。”樊鯈上言，则谓：“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弃废。”顺帝时，河南尹田歆谓：“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遂举种暠（hào。风俗通记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辽叔大子名旧，小子髡，到谓郡吏曰：“太守与辽叔同岁，幸来临郡，当举其子。如得至后岁，贯鱼之次，敬不有违。”主簿柳对曰：“旧不如髡。”世公厉声曰：“丈夫相临，儿女尚欲举之，何谓高下之间”竟举旧。世公转南阳，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欲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第琰幸已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到十八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此一事尤可见当时察举情况也。
及门第势力已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自东汉统一政府倾覆，遂变成变相之封建。长期的分崩离析，而中国史开始走上衰运。
六、东汉士族之风尙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丧，自西汉中叶始渐推行。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薛宣后母死，弟修为临淄令，去官持服。宣为丞相，谓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驳，修遂竟服。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见此制始重，已在西汉末年。东汉则行丧三年为常事，甚有加倍服丧者。光武子东海王臻，丧母服阕，又追念丧父时幼小，哀礼有阙，乃重行丧制。袁绍母死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青州民赵宣，葬亲不闭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郷里称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陈蕃致其罪。孔融杀父死墓哭不哀者。其变乃有阮藉临丧食肉，上与戴良同风。（见范书逸民溥。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
此亦始始西汉，韦贤卒，子玄成让爵于庶兄弘。宣帝高其节，许之。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然让者固髙，受者斯卑。临深为峻，以人之污，形己之洁，实非平道。范蔚宗丁鸿传逾已识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称疾，赐告归，盖恬退人也。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曰：“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妇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遗斥其妻。延平（殇时，诏举隐士大懦，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为博士。充以异析为不义，何不开譬其妻？妻设不淑，亦小当伪许，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许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显，欲令成名，于是分财三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白其事，所理产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许武之为弟谋，贤矣；然当时自为谋而推财让产者当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鲁恭，亦怜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皆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也。至其他却聘为高者，不胜具举。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苏不韦父谦为司隶校尉李暠按罪死狱中。不韦与宾客掘地道至暠寝室，值暠如厕，杀其妾与子；又疾驰至暠父墓，掘得其父头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贵族阶级相互有隙，不得直于法庭，则以私斗决之。墨家非礼亦非斗，儒家重礼故不非斗，故荀子谓：“狗、彘尚有斗。”然至秦汉以下，自可诉于官，不理于官而辄自仇杀，此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等。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此又分两类。
（一急难举主、业师有患难，挺身护救。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第五种门下掾孙斌、种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斌知种往必遇害，格杀送吏，与种俱逃。刘瓆郡吏王充，瓆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充为瓆郡吏，送丧运，终毕三年乃归。刘君吏公孙瓒；详下。而廉范之于邓融，尤为壮烈。陇西太守邓融，在职不称，廉范为功曹，知其必获罪，乃谢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为廷尉卒。无何，融果征下狱，范卫侍异常，融曰：“卿何类我功曹？”范曰：“君误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随养视；及死，终不自言，身将车送丧至南阳，莽毕而去。今按：廉范尚在东汉早年。又前如沛人赵孝、彭城人刘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时，信古而陷于愚，励诚而几于伪，正与王莽上下相应。此等立节敦行之风，盖自王莽世已然，并不为受光武提俱。光武实亦自受当时风气之影响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仅难能，然终似非正办。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如李恂、乐恢为郡将，荀爽为举主，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侯苞、冯胄为业师等。并有弃官行丧者。如吴匡、风俗通：“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亊；而猥顾私恩，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若此类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丧去官。荀攸祖父昙卒，故吏求守墓，推问乃杀人亡命。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目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范以物无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与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与毛，似属矫情，并非爱人以德也。肃宗崩，范奔赴。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曰：“当是廉叔度。”麟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此见当时风尚已成，故人尽勉为而不自觉。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范冉。受业于樊英、马融。史称：“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看姊病，妹设食，冉留钱二百。此等良可诧笑。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为可贵矣。
其它高节异行不胜举。大体论之，则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
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道德乃起码条件，非终极标准，人不应不道德，（此乃消极的严重性。却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积极的便成不自然性。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宋苏轼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是也。
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将军死绥，亦是一种道德。若过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军队尚未彻底败北，而早图从容自杀，忘了最后的反斗。汉士人名列党锢，束手就缚，自觉心安理得，亦是同样心理。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
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西汉儒生颂莽功德，要求汉室让位，从君臣私人的友谊论为不道德，从对社会、国家全体论，未见其为不道德。即如王莽、刘歆，后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东汉人影响也。“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廉只是消极的。为吏不可不廉，不能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廉，亦不够得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日大，而终不能铲除宦官的恶势力。及袁绍尽诛宦官，而事已溃烂，不可收拾。
因东汉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
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