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1 / 2）
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与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这里有几层因缘。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光武天凤中至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其自身本为王莽时代之太学生，故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其一朝功臣，亦多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永平二年临辟雍，引师桓荣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讲说，诸儒执经问难，园挢门听讲者万数。章帝师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先充，光武同学也。酺又师事桓荣。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之影响。元和二年东巡，张酺为东郡太守进谒，先备弟子礼，使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再修君臣礼。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匈奴亦进子入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陈留刘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南阳洼丹传易，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发觉在汝南赃罪千余万，下狱。诸生为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书奏，歙已死狱中。赃罪至千余万，而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余人，可见当时儒生在社会地位之崇高。济阴曹操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乐安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习公羊严氏舂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沛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后复客授江、淮间。以上桓荣见本传、余见后汉书儒林传。晋阳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东郡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更始时、以敢言显名。（见独行传。赵翼陔余业考有“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谓：“及东汉中业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今以刘茂、刘昆、洼丹、索卢放之事观之，可知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风气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郑兴、（从刘歆让讲正左氏大义。陈元、（父钦为王莽左氏师。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郑、贾学行数百年，为诸儒宗。杜林、（从张竦受学。卫宏，（从谢曼卿受毛诗。此等皆东汉初年大儒，皆成学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岁余复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地方察举与公府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其制初意，似仿战国招贤，于世胄赀选外别开一格。高帝十一年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此诏最先之滥觞也。文帝十五年始亲策试。此制无一定之斯限，所举大抵为现任官，汉士颇慕应其选，一时号得人，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皆贤良也。汉诏又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元光五年。“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元封五年。“文学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阴阳灾异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与“贤良”归入一类，皆为朝廷特意延访此类人才也。“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举孝，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议不举者罪。”可见举孝、兴廉，系属两事。乃由朝廷设意奖进此项风气，与延访人才咨询政事之意各别。宣帝地节三年诏：“朕既并举贤良方正，而俗化阙焉，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者各一人”，亦可证此议。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诏：“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于“孝廉”外复有“力田”一项。是年文十二年。并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盖“孝廉”出于乡官小吏，非有才学，恐不足以应天子之诏，故郡县率不乐举，而求应此选者亦少。宣帝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举。”可见汉廷意在奖进小吏，而郡国乃以大吏充数。而当时举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于此诏中体味得之。
至东汉初，则“茂材”、“孝廉”定为岁举。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草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按：诏中无孝，惟明帝时樊鲦上疏，已有“郡国举孝帘，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之语，则似孝、廉并举，成为例事，明帝时已然。
循至岁以百数。
章帝建初元年诏：“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二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则知其时郡国察举，颇已多弊。
嗣后“孝廉”遂为察举惟一项目，遂至勒为定额。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小均，丁鸿、刘方上言，“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本为孝子、廉吏，此则“孝廉”特为贡举之一目矣。四十万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又继之以限年，并别标行能，加以考试。
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不拘年齿。”按：至是则儒生、文吏、茂材、异行全与孝廉混并不分矣。又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则变荐举为课试，与举孝兴廉原意全远矣。盖其先以茂材异能访入才，以孝子廉吏奖风俗。及孝廉渐成例举，郎官虽无员，亦自有限，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岁已二百许人。自是孝廉独行，诸科渐废。又社会文风日开，郡县吏亦多彬彬儒雅，虽孝廉之选，其实无异于茂材，人竞趋之，惟求出路耳，不问其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请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种种条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于得孝廉也。限年之议始自尚书左雄，虽与举孝兴廉原意不合，亦整顿选法之不获已也。
逐步渐近于后世之科举。
当时反对者有黄琼、胡广、崔瑗等。然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号为得人。其后黄琼为尚书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至是则前汉贤良、孝廉两项目，已同归入岁举中，而不过统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与察举制相辅并行的尚有征辟制。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
选举多循资格，辟召则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当时尤以辟召为荣。崔实政论北堂书钞六十八引。谓：“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语止此。于是名士养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黄琼，四府并命如陈纪者。以外戚秉权者曰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并外朝三公称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闻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待若神明。”李固语。陈寔少从樊英游。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郑康成公交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挟此自重，以与王室相颉顽。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东汉及两宋为然。战国列强纷争，事当别论。秦汉创建大一统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众远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势力取消，民间起布衣为公卿，朝进暮退；所由得与数百年递襌之王室为抗衡者，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浅深不同。
自有此项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占有其地位。
三、太学淸议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
东汉自光武、明、章，虽云崇奖儒业，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然文吏习为欺谩，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时，陈宠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伦上疏，建初二年。亦谓光武“承王莽后，加严猛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国所举，多办职俗吏，不应宽博之选”。王充论衡亦极辨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后郡国察举，淅移趋向。言事者谓郡国贡举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标准也。养虚名者名即社会清议之所归许也。累进，故守职者益懈，而吏事陵迟。韦彪议曰：“国以贤为本，贤以孝为行。按：彪传谓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建武末，举孝廉”。彼谓“贤以孝为行”，直将西汉求贤一路并入奖孝之中，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浙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锻炼之吏，治心近薄。故士虽不磨吏职，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纯以阀阅取。”史记：“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阀阅即吏治成绩也。韦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而郡国之察举，中央之征辟，亦随一时清议为转移，直至东汉末叶，此风弗衰。
而清议势力之成熟，尤其由于太学生之群聚京师。
东汉自明帝虽宏奖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风寖衰。其时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玩，学舍颓敝。
顺帝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人。然汉武立五经博士，本为通经致用。至宣帝时，博士之学已渐流于“章句”。汉初治经，有“训诂”，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务求大义。“章句”之兴，始于小夏侯（建尚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则欧阳尚书之传统下何来有大、小夏侯？至东汉而益甚，此即所谓今文学“家法”也。西汉所谓“古文”，如史记言“诗书古文”之类，盖通指五经，以别于后起之“百家言”，故谓之“古文”，其意犹云“旧书”也。刘饮争立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诸经，移书让太常博士，曰：“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此亦争其同，非故翘其异。正以非古文旧书，（即为后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刘歆言此诸书亦皆古文可征验也。迨王莽败，光武兴，刘歆所争立诸经仍罢博士不立，于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当时所立十四博士为“今学”，而以自相传习、兼治未立博士诸经者（即刘歆所争诸种为“古学”。故今学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学则多云“不守章句”也。此两汉“今、古学”真分别，清儒张皇其说而多误。章句繁琐比传，殊不足以餍贤俊之望，故博士至于倚席不讲，学者或自遍谒名师，会通群经，治求大义，如马融、郑玄辈，则所谓“古文家”也。“古文家”之为学，大体上欲复反宣帝以前旧门路，即务兼通、求大义是也。马、郑则再从此工夫下创为新章句，以简当易旧章句之繁琐比传。然大多数居京师，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
此辈太学生与朝廷大臣声气相通。
桓帝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而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揩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无不俊秀王叔茂。畅。”按：东汉行察举、征辟之制，故重人伦品鉴，如“天下楷模”、“不畏强御”等语，皆袭当时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论意气，往往足以转移实际政治之推移。
苻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得通谒者称为“登龙门”。膺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称林宗：“善谈论，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学者群集，不亊编简，则必因而尚谈论。既尚谈论，必牵连及于考究谈吐之音节，又牵连而及于体貌之修饰。如李固，已见识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冶步”为后来曹植、何晏辈之先耸。如是则讥评政俗之清议失败后，极易转而为玄虚之清谈。盖一为积极，一为消极，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绪，即以“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见称。（郑太传。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见称为“能清谈”。（臧洪传。其它如马融、崔瑷之徒，亦开魏晋王衍一流之奢风。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其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才智，卧詑养疾，洛中士大夫，承声坐门，犹不得见。三公辟召，辄以询访，随其臧否以为予夺。融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与晋、黄两人，虽智愚、贤不肖有别，其以名士倾动天下，上足以与朝廷之禄位相抗衡，则一也。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七虚声，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朝廷有大议，例亦得预。
桓帝时，永寿三年。或言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刘陶议云云。是其时太学生得与议朝政，乃与前汉博士同。
因此清议在当时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势力，从此促成党锢之狱。
四、党锢之狱
党锢由于朝士与宦官之冲突，而在党锢狱以前，朝士与外戚冲突早已循环发生过好几次。
外戚依附于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亲接，正议徒招祸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诛锄朝士。逮朝士丧气，外戚益横，而旧帝崩，新帝立，与旧帝之外戚关系转疏，乃自谋之宦官。此几为东汉前半段政治上一种循环状态。如和帝时有郅寿、乐恢、皆以疏弹窦宪致死。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敞、张酺。皆以劾窦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窦氏。安帝时有杜根、以上书请邓太后还政，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载出城外得苏，逃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后邓氏废，杜根始起用。杨震、翟酺、陈忠。皆谏杨氏擅权，不纳，杨震为之自杀。顺帝时有张纲、朱穆、皇甫规、皆谏梁氏擅权。陈蕃、延笃。以杀梁冀宾客迁免。惟马融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强御，耿耿忠直，以正气大义与黑喑势力相斗争，虽屡受摧挫，然士人势力之逐步成长，实胥赖之，当时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灭之精神，亦不可纯由外面事态说之也。
及宦官势盛，朝士争弹对象，乃始转向。
顺帝时，孙程等徙远县，司徒掾周举谓司徒朱伥：“朝廷非程等岂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杀功臣议”，伥遂谏止之。时称“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败，宦官势盛，朝士锋芒，乃转向宦官。
惟东汉宦官势力，不仅盘踞内廷，其子弟亲党布散州郡，亦得夤缘察举，进身仕宦。李固顺帝阳嘉初对：“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
从此递相擎引，根枝缠结，日益繁滋。故士族清流与宦人冲突，不限于中央而遍及州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