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实践（1 / 1）

我们上一次简单提到阳明先生十二岁在北京学堂里念书的时候，立下了必为圣人之志；并且我们还强调，就阳明先生个人来讲，他此后未来的全部生活道路，都是他的圣人之志的直接展开。尽管这条道路是艰难的，充满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也可谓荆棘满地，但是阳明先生在实现圣人之志的整个道路上并没有任何的退却。

当然，对十二岁的王阳明来讲，他怎么去表达他的圣人之志？我们接着往后说几件事。十五岁那一年，当时西北地方有所谓的流民作乱，流民作乱一定是受了天灾、遭了人祸，老百姓离开他的常住地就成为了流民。而一旦流动起来，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流民往往被看作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种力量，朝廷是比较怕的。阳明先生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他就在想一件事，如果是圣人来管理这个天下，那就不应该有流民；即便发生了流民，那圣人一定是有别的办法，而不是用兵的手段来对待这些流民。

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有外部的少数民族入侵、有外部的边疆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明朝成化年间，明朝北部仍然和蒙古各部有比较频繁的军事冲突，尤其在西北地方，如现在的陕西榆林等地在当时就算是边关。

王阳明先生了解到这样一些事情之后，他突发奇想，他试图去了解一下边疆究竟是什么状况？北部边关究竟如何？当然他在北京，怎么去边疆呢？他到了居庸关。十五岁那年，王阳明为了实现圣人之志走出了第一步，考察了边疆——居庸关。居庸关现在是个风景点，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这里仍属于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还大力修整过居庸关长城。居庸关如果连成为一片，主要是三大关组成，有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

阳明先生登上长城，望长城内外，一股豪气升腾于心中。所以史料就说，先生登上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的这样一股豪情，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番。但是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停留在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然后发思古之幽情，写两句诗，不是这样。他这个经略四方之志马上落实到行动，他去和那些关外的少数民族具体接触，去了解他们的种族、了解他们生活的习惯、了解他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态度、对汉族的态度。

阳明先生也不只是停留于这个，他还了解长城内外的山川地理结构，道路是怎么连接的、山川是怎么走向的、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并且他还和少数民族青年在一块儿，向他们学习骑马射箭，所以阳明先生的骑射功夫是很了得的，那是他的童子功。到了后来，那些少数民族的青年看见他都会惧怕三分，说是阳明先生气魄豪迈、气魄非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先生在十五岁时候对于居庸关的考察，实际上不是游玩、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是实实在在地把它落实到行动当中的，并且学习骑射。过了一个多月他回到北京，很有趣：他非常认真、严肃地把考察居庸关的结果，或者说他考察的思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写成一个考察报告。非常详细地提到山川地理结构情况是怎么样，一旦有外族入侵，我们应该如何布阵、如何派兵、如何作战，就是所谓的备御之策。

某天他就把自己写成东西交给父亲，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把它上呈给皇上，他说这个一定是对我们边疆防御有好处的，请爹您转呈给皇上。这个结果可想而知的，他还是个孩子，有什么资格给皇帝上书？所以他爹当然是呵斥了一番。我猜想在呵斥的同时，王华先生大概还跟他说，你要上书、要陈述见解，你就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自己亲自去给皇帝上书。

在龙山公的呵斥之下，阳明先生开始转向要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当时如果要想考功名，有一部书是必须要读的，那就是朱子的《四书集注》，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尽管朱熹的这个书在南宋晚期还被指斥为伪学，遭到禁止，后来解禁了。接着元朝进来了，元朝统治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有歧视的，按照人种进行区分。但是到了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元朝朝廷重开科举，规定从朱熹的《四书集注》里头出题，并且评判的根据就是朱子《四书集注》本身的阐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明朝以来，沿袭的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若想要考科举，必须要读朱熹的书。阳明先生自然毫不例外，开始读朱熹的书。

这个《四书集注》要么就不读，要读翻开第一篇就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读下去，朱熹的解释你要一字一句地看下去。

朱子的学问和阳明先生的学问，和别的宋明理学家（比如陆九渊的学问，在根本目的上没有什么不同，都说自己的学问是圣学，都说按照自己的学问路数走下去，可以成为圣人。但是道路不同，沿途风景是不一致的，尽管目的地可以一样。

阳明先生要开始读朱子的书，他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容易，这八条是被朱熹总结、概括出来的。朱熹是把《大学》文本重新编辑、编排过的。编排得非常整齐，开头三句朱子称为三纲，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怎么展开体现呢？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

三纲展开为八条目，八条目归结为三纲。朱子的思考是，如果我们要想成为圣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格物致知开始，有格物、有致知、有诚意、有正心、有修身，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步往后走。朱夫子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学不可躐等，就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套路循序渐进，不能跨越，我们终究才有可能到达平天下的圣人之境。

阳明先生当年读朱子的《四书集注》，先生一读，突然大为感慨，这个书为什么不早点念到呢？我十二时候就立志做圣人，就是找不到如何通往圣人之道的门径。朱夫子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由格物、致知到达平天下，由八条目回归于三纲，终究达成天人合一之境，这是多么一条清晰而又明白的圣人之道，我们为什么不走？

朱夫子讲得很清楚，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所以只要我们不断地格物、即物而穷理，把每一个事物当中所包含着的天理，还原、穷尽出来，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不断地累积终究会达到一个豁然贯通的境界。豁然贯通之后朱熹说那就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那是一与天下之事、之物、之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境界。阳明先生想，这多么美妙啊，这还等什么？那就格吧。

他抬眼一看，刚好他爹的官署里头有一丛竹子，既然朱熹讲，一草一木皆含至理，那么那丛竹子自然也会有它的天理。先丛格这个竹子开始，看看竹子本身包含着何种天理。阳明先生当时有一位一起读书的小伙伴，这位小伙伴姓钱，某天他就跟自己这位姓钱的小伙伴说：钱同学，你看看朱夫子讲的，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我们那丛竹子肯定也有天理的，你先去格格看，它有什么天理。

这位姓钱的伙伴挺老实的，就去格。他们怎么格法？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竹子面前，一眼不眨的盯着竹子看。这个小伙伴看了三天，最终大病一场，晕倒了。王阳明说，要么就是你偷懒，要么就是你太笨，要么就是你不肯用心，朱夫子能讲错吗？你怎么能弄成这个样子呢？格了三天就不行了，我来格。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格了七天，最终的结果和他那个钱伙伴是一样的。

两个人格完的以后大病一场，大病初愈之后，两个人在一起说，你我这种人看起来是做不了圣人了，我们格一件事情都格不出来，你格三天、我格七天，都还没有格出来。如果我们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要格尽天下事事物物，还原出天下事事物物的理，这要到猴年马月啊？看起来圣人是无缘了，我们做不得圣人还是老实一点，就词章之学吧，就是写诗作文。

为什么要老提到王阳明十六岁格竹子这件事情呢？他十五岁考察边关，十六岁回来格竹子，开始读朱熹的作品，开始把格物致知付诸实践。格竹子这件事情，是对阳明先生的一辈子都有影响。这个影响有两方面，一个方面对他的身体有影响，阳明先生的身体不是很好，史料的记载，他一直有所谓的咳喘之疾，就是咳嗽的毛病。他十六岁之前没这个毛病，十五岁还考察居庸关，身体好得很，胡而骑射，哪有什么问题？但是十六岁之后，我们渐渐的发现史料开始记载他的身体有问题，所以我个人很怀疑，就因为他格竹子格了七天，感受风寒落下病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是导致他思想最后转变的一个触发点。因为到了阳明先生晚年，他还提到这件事情。他当时已经讲学了，和他的学生们讲，你们各位都说讲格物致知，要照着朱熹的讲法去讲，可是你们有哪一位是正正经经地去照着朱熹的说法去做的？我是当年实实在在按照朱夫子的说法去做的，正是在实践的行动当中，我才体会到朱夫子格物致知的观点。朱子格物致知的观点跟我本心不相嵌，我最后才转出朱子，找到了另外一条通达于圣人之道的途径。

这表明，格竹事件对阳明先生的身体有终身的影响，对阳明先生的思想的影响也是一个起点。正是从格竹子失败的教训中，他开始提出对朱子思想的怀疑。这个怀疑只是一个起点，终究的怀疑，最终要解构。他最终真正摆脱朱子是他龙场悟道之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