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就是铺陈（1 / 1）

在《诗经》中讲到的“六义”，第二项就是“赋”。所谓“赋”就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当年邵公说过:“各级官吏们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毛传》说：“登到高处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由此可见，《诗序》同为六体之一，《国语》《毛传》不同于《诗经》而为另一种文体。不过总起来看，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刘向说:“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班固说:“赋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又如郑庄公赋《大隧》，晋国士蔦赋《狐裘》，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完成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干《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以及宋玉的《风》、《钓》，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的形式分开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壮大起来。

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的对话来做导引，极力从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来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开而独自发展的开始。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很有一些杂赋出现。汉代初年，不少作家顺应潮流而起来写作。陆贾作了开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传播了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了这个趋势。枚桌、东方朔以后，作家们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了，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发展，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的。有些赋描绘京城和宫殿，叙述苑囿和狩猎，也有记载进行远游以及全国范围重要规划的，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重大和深远的。这种赋，篇首常常有序言，末尾还有“乱辞”做结束。设置序言，用以首先引出全篇的主要意义，“乱辞”总结全篇，可以进一步发挥文章的气势。从前《诗经》中《那》诗的末章，闵马父称之为“乱”，可见殷人编集《商颂》，和楚人写作辞赋，都有使用到这个名称。这些都属于篇幅比较长、内容比较多的“大赋”的领域，写得典雅是主要特点。此外，还有些赋描写草木禽兽以及各种事物，这些事物往往会触动作者的兴致而引起创作的情感，在事物的变化中，情和物相结合。要形容这一类事物，语言便应细致周密;要刻画它们，从侧面说明较为合适。这些都属于小赋的范围，是写得奇巧的主要特点。

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隐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写的赋言谈巧妙，的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草菟园》，描写扼要而又赋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鹏鸟》，善于阑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能把箫的形状和声音都形容得清清楚楚;班固的《两都》，辞句明畅

绚烂、内容文雅而充实;张衡的《二京》，文笔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起到了深刻而美好的教育意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位作家所作的作品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代表。此外，例如王粲思路很细密，他写的赋起笔强劲有力;徐幹很博学多才，他写的赋，美妙的文笔处处可见;左思

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特点，郭璞写的赋，用词华丽巧妙，蕴含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馋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就是因为看到更广阔空间的事物就会引起内心的情感。情感既由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清雅;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清雅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上的花纹一样相互间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紫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搭配一样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先要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彩，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末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便学习了一千篇赋，却更会因为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因为有太多的花朵反而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又会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来的赋，既没有教育意义，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以前的一些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讥讽与责怪的。

总之，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又分成有大赋和小赋的不同。它描绘事物的外貌，好看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事情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会使人感到太简陋。有教育意义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方法，并去掉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