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命运（2 / 2）

后面的话她没有听清，人类在情绪过于激动时易生出自我保护机制，譬如她此刻听见了尖锐的耳鸣。

她看到老师们的嘴唇翕动，可却分辨不出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她看到自己被拉到车上，车门关闭，缓缓地驶出了校园，她跟自己的前半段人生就这样说了再见。

……

icu的旁边通常有一间贵宾室，阮瑟去医院的次数不多，偶尔对那扇紧闭着的房门好奇过，她曾经问过母亲，那是对什么人开放的。母亲敷衍地回答，或许是给有钱人吧。

她说哦，然后拉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进电梯里。

她不关心那间房间到底对谁开放，就像那个问题在她的人生中实在太过无关痛痒一样，可那扇房门真正对她打开时她才意识到，当它对你打开时，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

躺在icu里的需要你签字的那个人就要死了。

房间里有一张庞大的沙发，她手里不知被谁塞了一杯温水，主治医师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皱着眉，对她说了一堆她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术语。

她茫然地看着医生，身旁的老师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饱含歉意地开口，“这孩子一下子经历这么大的事，人还没反应过来。”

“老师！”阮瑟似乎猛地回过神来，一把拉住了那只手，“我爸妈是怎么……”

“似乎是你弟弟和你父亲发生了争吵，在路上紧急转向导致一辆公交车与输油车相撞，车上死了四十多个人，还差点引发火灾……”

阮瑟抬头，老师和医生看向她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怜悯。

父亲与母亲，两条命和四十多条命就这么被摆在天平的两端，作为罪人与无辜者，世上所有人都会指责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

可他们已经死了。

人死如灯灭，这种沉重的罪孽自然而然地通过血脉伦理转嫁到她的身上。

一种仿若虚幻的窒息感死死地卡住她的咽喉，她好像一时之间忘了呼吸的动作。

“你弟弟还在icu里，需要手术。”医生提醒她。

“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她以手臂抵在茶几上支撑着自己不倒下，咬着牙发问。

“百分之三十。病人的手术要将心脏取出，暂时以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途血压过低，很可能导致不治。然后要换上人工瓣膜，如果中途有气泡，也很可能导致不治。同时病人大脑半球及功能受损，只剩部分脑干功能保留，哪怕能下手术台，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通俗来说就是植物人。”

那种窒息感令她头晕，她下意识地想阻止医生再说下去。

但医生并不理会他，他坚持着，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抱歉，这是职责。”

她沉默了近乎有半个世纪那么久，听到医生又问，“家属是否同意手术？如果手术，百分之三十的成活率；如果不手术，就准备准备吧。”

年少的孩子总是渴望成长，渴望得到大人的信任，担起一点重要的东西，可真正担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可笑。

“我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因为我家里能站在这儿说话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她的脑海中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然后她听见自己开了口。

“我签。”她说。

“我只有弟弟一个亲人了。”

医生点了点头，而后无声地离开。老师仍然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膀，似乎只有这一种举动能表达那为数不多的安慰。

她觉得似乎是应该说点什么的，表达谢意或是其他，可她实在无法开口。那些未能进入喉管的空气将她的唇齿血淋淋地黏在一处，她麻木地看向窗外，那里自上而下围了无数圈钢筋，似乎是担心有人一跃而下。

老师走了，似乎是去门外找医生说些什么，只留她一个人木然地走到窗边，从钢筋水泥的间隙里往下望。

楼下的人很多，车也很多，似乎还有人拉起了红色的横幅，闹哄哄的，穿制服的警察在维持着秩序。

四四方方的钢筋切割了她的视线，太远了，她看不清那些人，甚至看不清那横幅上写了什么字。人和车就像是被风吹过来的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簇拥成一大团，仅仅站在那里，就让她通体发冷。

她打开玻璃窗，抚摸着钢筋防盗窗上的铁锈，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比活着更绝望的是死，比死更绝望的是活着。

而世上的高楼那样多，真想跳下去的人是拦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