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 / 2）
儒家说丧葬之礼乃人子之自尽其孝，墨家却说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与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说“兼爱”。“兼爱”与“仁”不同。仁非不爱人，特有亲疏等差，故说“孝弟为仁之本”。人决无不能爱其父母而能爱别人者。“兼爱”异于“别爱”，乃一种无分别之爱，亦可说是一种大同之爱，抹杀个人，只就大群著眼。
儒家提倡孝弟，根据于人性之“仁”，仁只指人类内心之自然地倾向与自然的要求。故称之曰人之性。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之爱。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说“天志”。墨子说：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若不同，在天的意思看，却全是一样。人本于天，所以应该“兼爱”，即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近人常谓墨子有似耶稣，其实两家精神亦不同。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在你与我之间，有何关系？”当耶稣闻其母和兄弟要找他说话时，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又谁是我的兄弟？”于是耶稣展其两臂向诸门徒说：“你们看，此处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耶稣又说：“不论谁到我之前，若不自恨弃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他不够做我门徒。”初期的基督教，其对人类家庭之教诫如此。今墨子谓“视人之父若其父”，依然是地上人间的关系。故墨子仅成一社会改革家，而非宗教教主。
要依照天志而兼爱，要视人之父若其父，便绝不该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费和奢侈。墨子在兼爱的主张下面，要人类全过一种平等的生活。“礼”是一种带有阶级意义的生活，墨家自然要彻底反对。
墨家要把当时社会上最劳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为全人类一律平等的标准生活。
他们在理论的组织上提出天志，天志乃墨家理论，非信仰。在历史的教训里提出大禹。他们说：“非大禹之道，不足为墨。”禹之治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为历史上最劳苦之模范人物。
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儒家可称为“良心教”，墨家可称为“苦行教”。良心与苦行，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极必本于良心，若专本诸天志，则其事为不可久。而良心则不必限于为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即天下的、人类社会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
极端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惟从另一面看，右派皆积极而向前，因其比较温和，得保持乐观故。而左派常偏于消极与倒转，因其比较激烈，易限于悲观故。参看另论古代宗教之一章。
三、学术路向之转变
孔子死后，贵族阶级，堕落崩坏，益发激进，儒家思想暂转入消极的路去，如子夏、曾子等是。
曾子处费，受季孙氏之尊养；子夏居魏，为文侯师。魏文侯与季孙氏，一篡位，一擅国，依儒家精神言，全该打倒。惟那时的儒家，不仅无力推翻他们，仍不得不受他们的尊养奉事。此因当时儒家的势力和地位，仍需赖贵族扶护。于是渐渐转成一种高自位置、傲不为礼的态度，这是一种变态的士礼。子夏、曾子、田子方、段木干、子思全是这样，此与孔子所谓“礼”绝异。
从此等消极状态下又转回来，重走上积极的新路他们开始再向政治上干实际的活动。便成后来之所谓法家。李克、子夏弟子、吴起曾子弟子、商鞅李、吴之后起可为代表。
季孙氏固不能真欣赏孔子，然他们却佩服孔门之冉有、子路。魏廷亦未必能真尊事子夏、田子方，然却不能不用李克、吴起。因用李克、吴起，不得不虚敬子夏、田子方。孔子、子夏同采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保持他们学术上的尊严。冉有、李克之徒，则以真实的事功，换取当时的信仰与地位。此孔子所谓“具臣”。然亦有一个限度，相助篡君谋国，则不为也。
法家用意，在把贵族阶级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他们只避去最上一层不问。此孔子所谓“成事不说”也。然而吴起在楚、商鞅在秦，都因此受一般贵族之攻击而杀身。
吴起、商鞅皆不过以东方魏国行之已效之法移用与楚、秦。惟晋国公族本弱，魏新篡位，更无贵族，故变法易。楚、秦虽受封建文化熏陶较浅，然传统贵族势力则较东方三晋新国为大，故以东方当时新法推行于楚、秦，而受一辈旧势力之打击。
游仕的势力与地位，渐渐提高，他们拼命苦干的精神，却渐渐消沉。地位高了，自然不愿做牺牲。自吴起、商鞅以下，渐渐变成以术数保持禄位的不忠实态度，其人如申不害。
申不害教韩昭侯，以术数驾驭臣下，为君者自己沉默不见所好，不表示真实态度使群下无可迎合，只好各竭其才，各尽其诚，而后为君者以刑赏随其后。此等理论，见出已在贵族政府彻底破坏，官僚政治代兴之时。然申不害自己却以术数窥君私，为迎合。故申不害相韩近二十年，并无赫赫之功。以后游仕对各国皆不能有真实伟大之贡献，与商鞅、吴起异矣。
游仕渐得势，他们不仅以术数保持禄位，不肯竭诚尽忠，他们还各结党羽，各树外援，散布在列国的政府里，为他们自身相互间谋私益。国君有国界，游仕无国界。游仕为自身谋，因此造成一种各国政府里层之联合。国内的进退，引起国际的变动，使君权退削，臣权转进。这便成所谓“纵横”之局。苏秦、张仪的故事，虽不可信，其编造故事之心理背景则可信。苏秦在东方，张仪在西方，各为国相，互相默契，而保持禄位。
这一派的代表如公孙衍、张仪。
此虽表现游仕之逐层腐化。然从另一方面看，实为平民学者地位与势力之逐步伸张，乃至专驾于列国君权之上。
墨家本该与政治绝缘，然而墨家亦依然走上接近政治的路。此亦事势所限。
墨子常常保送其弟子到各国政府去。当时各国君相贵族，未必真能欣赏墨子的理论，然墨家善守御墨主兼爱，因主非攻。墨主非攻，乃变为为人守御。亦因墨家本属工党，善为守御之机械也。惟为人守御，与天志、兼爱之理论，相去已远。，因此遂为各国掌政权者所乐用。最著名者如墨家钜子孟胜，为楚阳文君守城事。此并非墨家兼爱真精神，墨家正因此等处大为当时贵族有权者所重视，而换取其自身在社会上之地位。
大体儒家近乎是贵族的清客，墨徒却成了贵族的镖师。然而贵族阶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势力，却渐渐从儒、墨两家的活动潮流里剥削了。
四、士气高张
游仕逐渐得势，他们的学说，亦逐渐转移。他们开始注意到自身的出处和生活问题。这已在战国中期。
他们注意的精神，已自贵族身上转移到自己一边来。此可见那时贵族与游仕在社会上地位之倒转。约略言之，可分五派：
一、劳作派。墨家苦行教之嫡系此可以许行、陈仲为代表。
此派主张“君民并耕”，尚未主张无政府。此派思想往往注意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政治情感。主张“不恃人而食”，各为基本的生活劳动。似乎是墨家精神最高之表现。陈仲子之生活，真是近世托尔斯泰晚年所想慕也。
二、不仕派。滑头的学士派，此可以田骈、淳于髡为代表。
此派安享富贵生活，寄生在贵族卵翼之下，而盛唱其不仕之高论。此必当时先有不仕之理论，而彼辈穷取之，如儒家田子方、段干木之徒，以及墨家大部分，殆均以不仕见高也。齐稷下先生皆不仕而议论，而淳于髡、田骈为之首。
三、禄仕派。为以法术保持禄仕之进一步活动，即纵横家也。此可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
此派积极的惟务禄仕，“纵横”，即联络各国禄仕主义者，以外交路线互结成一势力，以期于不可倒。
四、义仕派。儒家之正统。此可以孟轲为代表。
此派一面反对陈仲、许行，主张“分功易事”，承认政治的生活。推广言之，即承认士君子礼乐的生活，亦可谓是文化的生活。此与贵族奢侈生活貌同而情异。一面反对田骈、淳于髡，即反对游谈寄生之生活，亦即学者之贵族生活也。主张士“不托于诸侯”，须把官职来换俸禄。一面又反对公孙衍、张仪专以妾妇之道来谋禄位，主张以礼进退。若义不可仕而受贵族之周济，则以不饿死为限度。
五、退隐派。亦可称玩世派，乃道家之正统。此可以庄周为代表。其先已有杨朱“为我”。杨朱、庄周，皆对儒、墨之牺牲自己以为社会之态度而怀疑其功效也。
此派从理论上彻底反对政治事业，此层比许行、陈仲激烈，却不一定主张刻苦的劳作，又比许行、陈仲显得温和。因为反对政治事业，所以既不愿有礼乐文化，又不愿为劳苦操作，更不愿为寄生禄仕，此派所以虽属玩世，而终成为一种严正的学派。只有限于冥想的生活中。其先冥想皇古生活，进则冥想自然生活。皇古生活则以黄帝时代为寄托；自然生活则为神仙，吸风饮露。可以不入世俗，不务操劳，不事学问，而自得其精神上之最高境界。
以上诸派，主张虽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则全从自身着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此正可见平民学者之地位已逐步高涨，而贵族阶级在当时之重要性已逐步降落。
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天下熄”，其势力可想。次之如淳于髡，遨游齐、梁，遍受极优之敬礼。田骈资养千钟，徒百人。孟轲称连蹇，谓其“所如不合”，然亦“后车数十乘，徒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庄周虽隐沦，亦与大国君相时通声气。其友惠施，即为梁惠王相，与张仪、公孙衍为政敌。陈仲子饿于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而声名足以震邻国。赵威后见齐使，特说为何至今不杀。许行亦有徒数十人。当时平民学者的声气和地位，实更超孔、墨之上。
五、贵族养贤
平民学者逐步得势，贵族阶级对他们亦礼逐加敬礼。于是从国君养贤进一步到公子养贤。从另一面看，此仍属贵族阶级之奢僭，所以自趋灭亡之路也。
国君养贤始如魏文侯、鲁缪公，而大盛于齐威、宣王之稷下。如齐宣王之于王斗、颜斶（chu、燕易王之让位于子之，秦昭王之跪见张禄先生，燕昭王之筑黄金台师事郭隗，皆当时国王下士之极好榜样。
公子养贤，以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人为著。
孟尝君尤开风气之先。其父靖郭君为齐威王弟，父子为齐威、宣、湣三朝相。孟尝又相秦昭王、魏哀王，封于薛，称薛侯，中立。即自为独立国。其声势地位如此，然孟尝君却极端下士。其意殆欲效魏文侯、田太公。
惟四公子门下，贞士少，伪士多。所谓“伪”者，谓其不够尊养之资格。只见游仕气焰之高张，而不见他们的真贡献。
四公子惟平原得贤最多。如赵奢、虞卿、公孙龙之类，是也。信陵君之有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已不如平原矣。孟尝则鸡鸣狗盗之雄，仅一冯谖，亦纵横策士耳。春申门下最平淡，惟“珠履三千”而已。此非当时之无士，四公子争以养士为名高，或则别有怀抱，如孟尝、春申。动称“门下食客三千人”，何来有如许士？伪滥杂进，则真士不至。即如鲁仲连，如天外游龙，岂四君子所能致耶？然仲连以一游士，立谈之顷，能挽回秦、赵交争国际向背之大计，此等气魄意境，后代社会殊不易见。亦正因在士气高张之时代下，故得成此伟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