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百家争鸣（1 / 2）

由春秋到战国的一段巨变中，最要的，是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一、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上古学术，其详难言。据春秋而言，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

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

大祭前有会猎，即相传之“巡狩”。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封禅”为祭天地之礼，惟天子始得祭天地，表示服从者亦毕来助祭，故巡狩、封禅为古帝王大礼也。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

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诸侯皆受共主所颁时历，曰“奉正朔”，故以改历表示易代与革命。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如周庙所藏周公金腾，是其例。

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即庙祝。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司梦，皆庙祝也。故左传载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特多，由史官职掌如此。

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

古者诸侯无私史，祝佗言成王赐鲁“祝、宗、卜、史”，定公四年。此鲁之史也。卫太史柳庄死，献公告尸曰；“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檀弓狄入卫，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闵公二年此卫之史也。齐、晋各亦有史官，书曰“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明非史官之君。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史官其先皆自周室逐渐分布于列国。司马迁自称先世；“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其时有子颓，叔带之难。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史记太史公自序昭十五年，周景王谓晋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杜诗；“辛有，周人，二子适晋，为太史。”柏常骞去周之齐，见晏子春秋。太史儋（dān去周入秦，见史记。晋乱，太史屠黍以其图法归周。见吕氏春秋。此皆史官由中央流布列国之事也。列国有史，先后不同，春秋凡诸侯书卒者，皆有国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书卒；或国灭，失其本史；或国虽在，而未有史，皆无所考其世次。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见者，有近后方有者，此皆史之所起有久近也。

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阶层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与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着最亲密的联络。

祭礼的摇动，即表示着封建制度之崩溃。

春秋时鲁有郊礼，此天子之礼也。鲁人则谓成王所以赐周公。季孙氏祭泰山，此诸侯之礼也。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

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一方面贵族对礼文逐次铺张，一方面他们对礼文又逐次不注意，于是贵族中间逐渐有“知礼”与“不知礼”之别，遂有所谓学者开始从贵族阶级中间露眼。

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逐步发展，其礼节仪文之考究，可以列国君卿间以赋诗相酬答之一事证之。见于左传者，赋诗凡六十七次。始于僖公，僖一次，文九次，成二次。盛于襄、昭，襄二十九次，昭二十五次。，而衰歇于定、哀。定一次，哀无。子犯告晋文公曰；“我不如赵衰之文，请使衰从。”此后因列国间会聘频繁，于是各国间遂产生一辈多文知礼之博学者，如晋有叔向，齐有晏婴，郑有子产，宋有向戌是也。

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

于是王室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二、儒墨两家之兴起“王官”是贵族学，“百家”事民间学。“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是公义，“家”是私义。所谓百家之言，只是民间私义而已，与后世所谓“成家”、“专家”不同。

百家的开先为儒家。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周官保氏“教国子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大戴礼保传篇：“王子年八岁，学小艺；束发，学大艺。”保氏六艺兼通大小，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

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术士不仅可任友教，知书、数可谓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晋赵盾田于首山，见灵辙饿，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学也。”曲礼；“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盖宦、学俱是习为职事。此如今之艺徒，即以学习为行业也。越语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草注；“为臣隶。”为臣隶与友教，同需娴习六艺。贵族家中之师传、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当于臣隶也。既有宦学事师之人，必有为之师者。艺士于是又可以为求宦游学者之师，而后艺士之生活，乃渐脱离贵族之豢养而独立。

儒家的创始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贵族，避难至鲁，其父叔梁纥，获在鲁国贵族之下层。

孔子曾为委吏，主仓积出纳。又为乘田，主饲养牛羊。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此即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却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

孔子幼年既宦于贵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称“好学”，其弟子称其“学无常师”。郯子来鲁，孔子即从之问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东迁，豊，镐旧物，散失无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后子朝见杀，未闻取典籍以归者；或亡于柏举兵燹中矣，否则左传成于吴起之徒，起相楚，或犹有见者。东方诸国，犹得存周礼者惟鲁。卫遭狄祸，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鲜有存者。故仲孙湫谓鲁“秉周礼”。闵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鲁，“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定四年。韩宣子至鲁，始见易象与春秋，而有“周礼尽在鲁”之叹。哀三年，桓、僖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对鲁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献不足征。（论语“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居文献之邦，故得大成其学。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经典之研寻，所谓“诗、书、文学”。孔子遂开始来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子曰：“是礼也？”盖孔子非不知鲁太庙中种种礼器与礼事，特谓此等事与器皆不应再鲁太庙中，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之类。故特问以发其意。此如卫甯武子不答鲁文公赋湛露、彤弓（文四年鲁穆叔不拜晋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类。鲁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使问礼于宋向戌与郑子产。向戌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子产、向戌皆当时所称知礼者，然仅止于实际上之应而止。此亦如术士仅以六艺进身贵族，藉为宦学友教而止，孔子所谓“小人儒”也。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产生于当时贵族阶级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故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说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礼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弥解人类之卫。故曰：“忠恕达到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如此则生死，群己、天人诸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如孔子屡言“好古”。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如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即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历史与文化。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礼，只是注重大群体之融结，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虽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远之。”或则疑孔子仍为宗法社会时代人之见解，如孔子主三年之丧等其实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即性与命之问题所解答现实界与永生界，即孝与祭之问题所解答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延绵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孔子思想亦即从此种国民性中所涵育蕴隆而出也。

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寇，主堕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大夫执政，为孔子所反对。然而孔子未获竟其志。自此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其先曾已至齐。十四年而返鲁，孔子已老。

孔子周游，其抱负并不在为某一国、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实已超出当时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之上，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所谓“天下”。在今人视之，孔子只在中国境界内活动。则实为对整个人类之文化世界而服务也。此种游仕精神，为后起学者所仍袭，到底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当时则已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动，一面却招收许多学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愿，故政治活动之外更注重于教育，开中国史上民间自由讲学之第一声。

孔子在未为鲁司寇以前，已有许多弟子，如颜渊、子路、冉有、宰我，子贡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鲁以后，又有许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张、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门前辈弟子，多颇有意政事实际的活动；后辈弟子，则多偏向于诗、书文学之研讨。孔门四科，惟“文学”一科属后辈弟子，如“德行”、“言语”、（即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财政、军事等皆为孔门前辈弟子也。所谓“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却喜欢其前辈弟子。故曰：“如用之，则吾徒先进。”先进即前辈先及门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体有用。而尤重颜渊，则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即游、夏之辈，其时皆不过二十岁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后，他们的声名都掩盖在诸前辈之上。

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一个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视野之第一个。

旧说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此所谓六经。其先皆官书也。即王官学。章实齐谓“六经皆史”，即谓六经皆政府中（或衙门中一种档案或文卷。章氏所谓“史”，即政府中掌管档案文卷者，如周官中之五史皆是与最先庙祝之史不同。因之史之所掌亦谓史，故曰“六经皆史”。经孔子之手而流布于民间。其间经过孔子一番整理与解说，如上举孔子论礼之类。而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民间史之创作。“春秋，天子之事。”谓民间本无私史之权也。又曰：“其事齐桓、晋文”，则孔子虽据鲁史，（即国别史。而所记注重霸业，即国际史，世界史也。孔子开始为平民社会创作流传一部世界史，而寄托了孔子对政治，社会的许多意见，故又曰“其义丘穷取之矣”。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

继续儒家而起者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

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劳工。古代往往以刑徒为工人，“墨”是五刑墨、劓、腓、宫、大辟最轻之第一种，俘虏与罪人作工役者必受墨刑。即面额刺字，或刺花纹，以为标帜，汉又谓之“黥”。五代、宋人犯罪配军必先刺面。

墨子盖以墨徒即汉人所谓“黥奴”，宋人所谓“配军”。而唱新义，故曰“墨家”。犹今云“劳工学派”。墨为家派之称，非墨子之姓氏。古非贵族，往往无姓氏可考。如介之推、烛之武、师旷、卜偃、屠羊说之类，其名字著于史册而不知姓氏者，不知其数。因男子称氏不称姓，非贵族则无氏也。

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亦在孔门受过教，此淮南子说，必在孔子身后。后来他却自创教义。

孔子所传多系儒士，虽非贵族，亦与贵族为近。孔子常称“君子”，即当时贵族之称也。墨为工人，亦居国，即城市中人。较之农民乡里人。易受学术空气之熏染；又工人集团而居，更易自成家派。墨家亦颇有似后世江湖秘密结社的样子。

墨子对于当时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抱着彻底反对的态度，因此有“非礼”、“非乐”的主张。

儒家讲究礼、乐，儒家所讲与当时贵族阶级所守，貌同而实不全同。“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等皆儒家所创新礼也。墨子非礼、乐，故亦“非儒”。

墨子反对礼、乐的主要观念，在反对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论为“节用”。墨子认为贵族礼中最无用即最奢侈的莫如丧葬之礼，以奉养生人的奉养死人。故墨子提倡“节葬”。

儒家比较承认贵族礼的成分多，儒家只要把当时通行的贵族礼重新整理一番，使他包有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含义。儒家极重丧葬之礼，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认为惟有对于已死的人尽力，最可发明人类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内心。墨家则站在一般贫民劳工经济的观点上看，觉得贵族的丧礼和葬礼，最为浪费，最属无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