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兵荒（1 / 1）
过了夏天，爷爷家里有了余粮，奶奶就不用出去要饭了，也不用到河滩里去拾麦子拾白薯了。秋季，黄河又发了脾气，把滩里的好多农作物都收走了，只有那些收割早点的人家，收了一些花生黄豆之类的粮食，那些高粱成熟晚些的，大多数都还长在地里，被水一冲，多数都倒伏了；还有一些没有倒伏的，撑着小船能收回来一部分。爷爷家里种的秋高粮收得早些，连秫秸都扛到家里了。这些东西爷爷有用，他在老家的时候，有编席的手艺，编好了拿到集市生去卖，可以换点油盐钱。不过，爷爷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编席，爷爷是计划他的宏大工程——盖两间房子。这也是胡家掌柜的意思，叫爷爷盖两间房子，那些秫秸可以编成箔，放到房顶的方椽上，上面再铺上一层泥，再苫上一层厚厚的芦草，这就成了房子。至于木料，就是房梁和檩条等，东家的柴院里下房木料很多，掌柜的放话了，爷爷随便使用，分文不取。爷爷为了他的两间草房，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进入夏天，爷爷开始打坯，从河滩里推回来一些土，在一个高岗处平整出来一片空地。活了一大堆泥，借来一个坯斗，一斗一斗地往地上扣，一直扣得高地上都满了，这才停住。等这些土坯稍干些，再一块一块的立起来，让风充分的吹，这样干的快些。停个两三天，只要不是阴雨天，那坯就风干的差不多了。这时候，爷爷再把土坯摞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下雨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草衫盖着，不会被淋坏。
天有不测风云，这可真是一点都不假。正当爷爷奶奶的工程就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来了一场大暴雨，我的天哪，整个坯架被雨水冲倒，连那泥土都被水冲走了一大半。雨停了，爷爷蹲在土坯旁边一直吸旱烟，唉声叹气，毫无办法。接下来，爷爷就继续打坯，看好了天气，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谁也不知道何时下雨，何时刮风，就是凭经验，凭运气做事。就这样，连打三次坯，才算把盖房的土坯准备好了。爷爷就趁着农闲的时候，自己开始垒墙，奶奶帮着提泥递坯。没有砖，也买不起，就是土坯砌墙。一连垒了好多天，至少也要一个月左右吧，该上檩条方椽的时候，叫来几个邻居帮忙。房顶上盖的是秫秸编织成的箔，我小的时候，还有这样建房子的。秫秸织成的房顶很干净，芦草织成的房顶结实耐沤。这些东西上面是麻刀灰，就是用乱麻头发动物的毛活成的泥，不容易被水冲刷下来。上面是用芦草苫成的，从下面开始，往上一层一次的压，直到房顶上起房脊的时候，码上的芦草厚厚的，上面再用麻刀灰摊上一层，用泥抹不停的抹匀，晒干以后，再大的雨都不会漏，而且还冬暖夏凉。不过，这种房顶得勤维护，一年一苫，把房顶边被风掀起来的地方，用芦草塞严实了，用泥抹实，又可以过去一年两年的。至于盖房的地方，那时候，村里的大坑很多，要不就是高高的土岗，没人要的，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自己找一片，平整一下土地，就成了你家的宅基地。那时候，不少逃荒要饭的就是利用这种地方盖个草庵，挖个窑洞，住进去，不用土地所发证，也没有人来收费，也不会引起邻里纠纷，那时候的人都没有这些概念，心存朴素，少有心机。又加上世道不太平，不一定哪一会儿就抻了腿儿了，没有久占为业的打算。爷爷就在东滩村北边的老沿儿头上，一个大坑的南边，平整了一片儿地，用自己的辛劳，加上街坊邻居的帮忙，东家的赞助，盖起来属于自己的两间草房。从此以后，一家四口人，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可以藏身了。我们张家的老祖宗，衍生过来这么一大群人，想想实在是不容易。北沿儿老家的房子要比这里的房子好，那几间房子一直被大伯保存到八十年代。大伯当上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八年，他惟一的心愿就是盼着我的爷爷，他的叔叔，带着张家的一群后人，回去住进原本属于爷爷的老房子里。我是无缘得见了，不过，我见过大伯家的房子，据说都是一个样式的。房子虽好，充满凶险，充满不确定的因素，在物质方面，此间虽然不如彼间，一切的一切，相比起重要性来，还是活着最好。活着才算保证了最大的人权。
至于父亲那时候的作用，我觉得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无恙，长大成人，这就是爷爷奶奶最大的愿望，也是二老人生最大的幸福，因为父亲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活着的动力，是他们的未来和希望。那时候，父亲也是八九岁的男孩了，身体不好，老是生病，但是，自从来到河南沿儿以后，父亲好像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就他原来的大肚皮病，始终没有复发，那种病的学名叫血吸虫病，平时拉肚子发烧，稍不小心就会复发。我的记忆里，父亲不敢吃马齿菜，说这种野菜容易犯这种病。所以，我家里始终不吃这种野菜。我想着，那时候，父亲也会帮忙做家务了，不会像后来所说的，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干。不过，有一种现象，也可能不是必然的结果，家里大人太勤快太有能耐，孩子可能是什么都不想做，又懒又馋，最终变成窝囊废。看看我们的下一代，好像也有一点，不过，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些孩子用心，倒是学会了父亲传给的生存本领。那些艺人手艺人大多数不都是这样传承下去的么？这就看你小时候怎样去教育的了。好的家风最终会传承下去的，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也许就会站出来一个继承人，赓续你家的优良传统。我父亲可能属于那种不用心的人，也是被家庭娇惯成性了，打小就不好动，打小就被周围的人保护起来，这也不怨他生性懒惰，后来的生活磨难中，他不也是什么都能干了吗？还干了同龄人都干不好的手艺活呢。这一点就有了爷爷勤奋的基因。
爷爷奶奶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才算真正在东滩村落了户。那时候有没有户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候爷爷出门也带良民证，那是日伪时期发的。良民证应该是伪政府发的，也应该算是承认了爷爷的村民身份。
日本人投降以后，村里办起一个完小，我父亲就去那里读书了。看来我的爷爷还是重视教育投资的，那时候，温饱尚且不保，他竟然有勇气让孩子去上学。旧社会，穷人上学是一种奢望，解放以后扫除文盲，就是因为多数人上不起学所致。爷爷是逃难来到东滩的，一直给胡家顶地，当帮工，看来爷爷知道学文化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受了高人的点拨，从父亲那时候起，我们张家子孙的读书就被摆到了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说起来这所小学，那还是我们村出了能人，出了有本事人，有眼光，有远见，超前兴办的私立学校。出资人最早是东滩村胡家魏家汪家和卢家，后来，不知何种原因，魏家汪家和卢家都相继退出，只剩胡清太弟兄，继续办下去。据说，是从1935年左右办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来，抗战结束，从国军里回来一个军官，黄埔生，和胡家又接着联合办学。这个人叫王玉林，是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对我说过，眼看国共要打仗，他厌烦了，想着自己屁股底下还有几顷地，回来种地办学吧。这就回家和胡清太，胡清雅，还有谁出资我不知道，几个人继续出资办学校。这个学校一直到了九十年代还用着，可以说，这个学校在我们村存在了将近五六十年，我和我的父亲都在这里渡过了小学阶段。原来的老校董，就是我的老师王玉林，他教过我的哥哥和我，一直到我们都上了高中。我父亲是哪一年上的学我记不清楚，就是在土改前上的，那时候，三大战役正打得热闹，父亲就上了小学。父亲上学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岁了，那时候在班里还不算是年龄最大的，周围各村的大龄孩子都去上学，南村，大王庄，鲁北街，朱固，瓦坡，青谷堆等村，都有学生去上，还有女孩子也去上学。现在还有个父亲的女同学，八十多岁了，还说和我父亲是同班呢。
那时候，打仗打的都不知道属于那一部分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好多国民党的兵，都从西往东开拔，一拨一拨的，络绎不绝。据老人们讲，从我们村经过时，胡德元带着他的游击队，在村里的路上设置障碍，把那大耙齿朝上放在路的中央。把他的队员一溜排开，把他的歪把子机枪也架起来，把住村西头，一个人都不让过。这个事儿要说也有源头，那还是过兵的事，国民党的兵，有的掉队了，三五成群，来到村里就抓丁，抓车夫，让去山东送兵。有个胡家的人，名叫傻脸，不是很精细，他被抓了车夫，赶着马车去送兵，去的时候还说着“弄兵弄兵”，就是当兵的意思，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的散兵，到村里的户儿家，穷人家，要吃要喝，胡作非为，办了不少坏事儿。胡德元是当地一霸，土匪头子，胡刘团团长，岂能坐视不管？这眼中有损他的威名，就来了这么一出。
那边的兵，也就是到了大王庄一带，一帮子国民党兵，不敢贸然来闯，用小旗打旗语，胡德元不懂这一套，不予理睬。那边单方面浪费了一番感情以后，只好绕道往南走了。这个事儿我也有点怀疑，堂堂国民党兵，美式装备，连几个土匪都打不过，还敢去山东参加淮海大会战？笑话。可能是小股散兵的多些，不然的话，几炮打得胡德元的胡刘团就把球去了。
那时候，码头比较乱，听父亲说，有个叫“老白头”的，领了一支队伍，大概有千把人，住在东滩和王庄中间的一个大坑北边，现在还是一个高岗。坑的北边一直住着人家，听说近几年都挪出去了，原因是那里阴气太重，有好几家的男丁，不是经常出些意外事故，就是老人不得善终。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那里是老白头的驻扎地。这股武装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好像是一股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想投靠一个实力较强的门派，就是始终没能得遇明主。老白头的军纪严明，对百姓也是秋毫不犯。看样子是准备参加淮海会战，就是不知道跟着谁走。他驻扎期间，头上蒙着个白手巾，一个人赶着一辆马车来回转悠。平时喜欢打猎，走到哪里打到哪里。有一次，他的一个兵犯了军纪，强奸妇女，告到他那里了，他下令枪毙。枪毙那天，他在跟前监督，就把人绑在村里的那个大坑边儿。那个兵苦苦哀求于他：
“哥，看在咱俩一个村的份上，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绕我一命吧。我家里还有个老娘，这个你知道，我回去还得孝顺俺娘咧”
从话音里可以听出来，这个兵和老白头是一个村里的，可能是跟着他出来闯天下，想弄个一官半职；也可能是靠了老白头势力，胡作非为，想着不会有事。本来是好事却变成了坏事，没承想，竟然落得个如此的下场。老白头也不想枪毙他，那是被逼的没了退路。不然的话，他这千把人的队伍就没法带了。
怄叽了半天，到了，也没能得到老白头的宽恕，还是把手一挥说：“执行。”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那个老白头的老乡，发小，栽倒在坑里，地上流了一片血。
执行完了，老白头走到死人跟前，看了半天，很惋惜地甩甩手说：“你看你看，这回去咋说啊？这要是他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咋回话呀！”
没办法，谁让你违反了军纪呢？最后，老白头把他的同乡发小埋在了乱葬岗里，带着他的队伍，一直往东参加淮海大会战，投明主去了。再后来，听跑回来的散兵说，老白头的队伍被打散了，老白头也战死了，不知道是遇到了谁的队伍，双方乱打起来，反正不是一块地的虫，见面就开打。打死谁该谁霉气吧。那个时候要是投到共产党队伍里，老白头要是不战死，那就风光了。最少不当个团长？可是，他要真的和国民党的六十万大军杠上了，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对于老白头的遭遇，我父亲曾经眉飞色舞地讲：“老白头，对老百姓那是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他赶着马车头里走，手里拿着一把短枪，身上还扛着一杆长枪，走到哪里打到哪里，枪法准的很。我们都在后头跟着看，他一打枪我们都捂住耳朵。他领导队伍，跟共产党的队伍学，要不是淮海大战，被打散了，一定会成了气候。现在想想，他是个想干大事儿的人，只是时运不佳呀。”看来，我父亲对老白头还是很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