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 一意孤行（1 / 1）
大宋的政局宛如一颗大球，神宗皇帝上仙，原本改革派的力量站在大球的顶部。当老太后扶持反改革派来主政，他们设置台谏官来转动大球。随着大球的转动，蔡确、章惇、李清臣被转离了大球的顶点，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被带到了顶点。台谏们如同刚刚被大球碾压过的蛆虫，他们还要继续转动大球，这样才能把自己也转上去。这些蛆虫更害怕大球会逆向旋转，这样他们又会被大球碾压得血肉狼藉。恐惧驱使他们继续拼命的、不停歇的转动大球，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实则是要把改革派碾压至死，顺带将自己转上来。然而，已经站在顶点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发现，大宋的这个大球不能再这样的无休止的疯狂旋转了。在这样一个高速旋转的不稳定体上，安有完卵？遗憾的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们发现他们豢养的蛆虫已经失控，现在的大球谁也叫不停。
司马光奄奄一息之时，将吕公著、范纯仁请至床边，司马光说话已经非常吃力，艰难的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司马光操着陕西口音，喃喃的说道：“我时日不多了，朝廷上围绕着要不要改革，党同伐异了二十年，太后也有老的一天，再斗下去大宋就亡了。废了新法带来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可这些台谏们现在是叫也叫不住啊！太后也听不进去。这些都是我造的孽啊！”
意识已经不再清晰的司马光根本就没有发现此时的吕公著是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行至司马光床边的，苍老的根本听不见司马光的声音。只有范纯仁听见了司马光最后嘱托。范纯仁苦涩的摇摇头，心中叹道：“行将就木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有何用？”范纯仁拉着司马光的手，说道：“君实放心！和解的工作我这就去做。”
不久，朝廷下诏：章惇从汝州调任扬州，方便他照顾已经八十七岁的祖父。这是一个重要的和解信号，平衡大球上的各种力量。章惇自汝州赶赴扬州任上，途经开封，却被堵在城门之外“奉圣旨”——当场收缴了知扬州的任命敕书，勒令即刻返还汝州旧任。章惇低身接下圣旨，片刻震惊之后，神情异常镇定，一言不发。章惇的力量从不在言语中，永远都蕴含在纷乱中异乎寻常的理智和战场上令人胆寒的果敢。只有他的儿子章持忿然鸣冤，但章持只看到了父亲忍气吞声，并未看到父亲眼中的寒光，他也不知道以他父亲的韬略，一旦发怒必将是雷霆之怒。
改任是拜谏官王岩叟所赐，他上奏老太后说：“章惇本罪不可赦，汝州知州已经是罪大责轻，不能改任扬州！这是有人想要为章惇翻案，祸乱朝纲。”
太后高氏并未看一眼王岩叟，有气无力的说了一声：“准！”王岩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无异于从噩梦中醒来，但发现太后并不理他，便准备退身离去。
王岩叟刚退至门口，太后问：“你刚才说章惇罪大责轻，他罪在哪里呀？”
王岩叟闻言惊出了一身汗，已经顾不上纠结太后问话的含义了，得先回答太后的问题。他结结巴巴的说：“章惇为人刻薄。章惇身居高位，他的儿子们也都是进士出生，可都不曾进入朝廷为官。此人对自己的儿子尚且这么不近人情，能对陛下和天下苍生尽心吗？”太皇太后一脸的不屑，目光再也不望向他。王岩叟只得悻悻的离开了。
在政治的漩涡里，友情变得不堪一击。“乌台诗案”苏轼被贬，章惇挺身而出为苏轼鸣冤叫屈，用衣物慰籍苏轼。如今章惇被贬，苏轼的一封信却颇耐人寻味。信中说：“归隐田园，不是咱俩当年的共同愿望嘛，今天你先实现了，我很羡慕。但恐怕你涉俗事已深，真的可以解脱吗？……”这是政治风暴下的正常反应，虽然有些幸灾乐祸，但能去一封信已经难得了，不能过多的表达牵挂。当年的苏轼不是连亲友的信也收不到嘛！像章惇一样勇敢的又有几人？章惇默默的读完了信，没有撕、没有烧，小心翼翼的叠进了信封里……
更凶猛的暴风雨发生在元祐四年（189，司马光、吕公著都已做了古。前任宰相蔡确已被贬三年，突然被指控所作《车盖亭诗》谤讪太皇太后，责降英州别驾，流放到新州监视居住。上次开启此路还是真宗晚年，丁谓与寇准的角逐，把寇准贬到雷州那个到海只十里的地方。仁宗皇帝即位，刘太后垂帘当政，又把丁谓流放到崖州。但那都是对在任宰相的处理，而蔡确已经罢相三年了，老太后的文字狱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此时的范纯仁已是次相，他是唯一一个头脑还保持着清醒的人。至于宰相吕大防、副相孙固、刘挚这样的老顽固是怎么也拉不回来了，这些人早年的坎坷经历已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范纯仁不愧是范仲淹的儿子，有了不起的觉醒意识。当年父亲范仲淹去世，欧阳修写神道碑，内容上体现了朝廷上两位重臣，范仲淹与吕夷简站在国家的利益上，摒弃个人恩怨达成了和解。看到欧阳修写的神道碑的碑文，范纯仁一气之下将碑的这段碑文给铲了。在范纯仁的眼中，欧阳修可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虚怀若谷，而自己却因为吕夷简的阴险私心，在父亲的贬谪路上痛失病重的母亲。
今天的范纯仁已经不是那个为叫“皇伯”，还是叫“皇考”，在朝堂上将战鼓擂擂作响的年轻人。他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个人意志上的正义，而是理智战胜情感和欲望，进而得到的正义。范纯仁和副相王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劝说老太后：“蔡确的母亲已经很老了……”却没想到，话刚说到一半，老太后就打断了他们的话，坚决的如同当年司马光执政，不容置疑的说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范纯仁内心充斥着对朝廷的失望，目光暗淡了下来。
苏辙对范纯仁极其不理解，质疑范相公态度不坚定，清除敌对分子不彻底。
苏辙说道：“范相公莫不是害怕蔡确东山再起？”
范纯仁说：“我是怕八十年未开之路荆棘丛生要了他的命。”
苏辙说：“章惇你求情，蔡确你也求情，相公是忠奸不分吗？”
范纯仁说：“蔡确、章惇两朝为相，对外开疆辟土，对内富国强兵，怎么成了奸臣？不怕我等也沦为奸臣？”
苏辙仍不解，范纯仁拂袖独自离去。但《车盖亭诗》案的余波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不言”——没有弹劾蔡确或者试图“营救”蔡确遭到处分的官员已达八名。范纯仁、王存主动上章求退，最终范纯仁罢相出知颍昌府，王存出知蔡州，而这又安知非福？不幸的是，蔡确真的就死在了贬所，仇恨在大宋朝蔓延开来。
台谏们有没有想过，大球逆转当然会将他们碾压的粉身碎骨，但即使大球不逆转，而是不断的转动下去，自己仍然会再次转到大球的底部，被碾压得血肉模糊。他们只是在赌，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大球还没有转动到那里。可是这一切谁又能安排呢？
真的是把改革派赶走，反改革派就能同舟共济，为造福大宋百姓齐心协力吗？非也！他们的领袖司马光一死，他们又分裂为洛、蜀、朔三党，由其各自的头领籍贯命名。洛党的头领是程颐，蜀党的头领是苏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为头领。朝堂之上的争斗是永恒的主题，他们不研究正义、不研究意识、不崇尚科学，而是近乎疯狂的去从事行政管理。
更加讽刺的是，三党在激烈斗争中都不自觉的认识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朔党官员重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利弊，来进行逐步改良。而洛党认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或许可以，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程颢曾把司马光比作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苏轼在馆职试题上道：“当今之势，左右为难，想要师法仁宗的忠厚宽容，却担心百官有司不能振举职事，陷入偷堕；想要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又恐路、州、县各级长官不能领会精神，流于苛刻。”元祐年间这样的文字难道不是在说仁宗朝的制度弊病就在那里，不可能回得去，进而对神宗朝制度的婉转肯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