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章 司马光进京（1 / 1）

神宗皇帝和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样，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臣民都是他的，实在是说不清有多少牵挂有多少不舍。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面对死亡。神宗皇帝显然没有把身后事安排妥当，首相王珪已经六十六岁，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安排只有九岁，聪慧过人的儿子赵煦继位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没有更好的选择。但赵煦并不是向皇后的亲生儿子，却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在神宗皇帝的弥留之际，王珪向已经不能说话的神宗皇帝请求立储，安排九岁的赵煦为太子，神宗皇帝的母亲、太后高氏监国。王珪的上奏不仅是立储，更多的是向反改革派进行妥协。熙宁和元丰年间的改革依靠改革派的苦苦坚持是远远不够的，倚靠的更是神宗皇帝的坚定支持，如今皇帝即将撒手人寰，改革何去何从呢？相对于反改革派，改革派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此时的王珪不得不陷入即将失去皇权支持的担忧。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推行改革，触动利益最大的就是皇太后高氏家族和皇后向氏家族。皇后向氏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这些皇亲国戚家族就是“熙丰新法”主要收割的“韭菜”。王珪的妥协又是如此的无力，立赵煦为太子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请立顾命大臣监国可行吗？赵煦只有九岁，高太后又是如此的强势，王珪都是看得清楚的。王珪已经料到，这份苍白的妥协根本引不起高太后的兴趣。可怜的神宗皇帝只能以点头示意同意了。大宋朝廷气氛令人窒息。

神宗皇帝驾崩，两宫太后的怒火就一定要把新法烧得粉身碎骨。向皇后自然是和小皇帝没什么感情，只要顺着高太后，才不会去理会什么小皇帝。两个太后一商量，便默契的达成一致，她们准备好好利用一下大行皇帝的葬礼，她们更要利用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的“熙宁新政”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引向了各个阶层和政府的矛盾，王安石自然成为了那个“焦点”。虽然王安石没有迫害过什么反变法派，但这些人至少因为王安石而没有在大宋的政治舞台上发出什么光彩。作为一个以“平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反变法派的人物不计其数，但司马光的地位尤其特别。

司马光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新法，即便淡出政治也绝不与变法派苟同，这和朝廷上大多数的墙头草是截然不同的，是最典型的君子形象。司马光远离朝廷十五年，带领团队编写《资治通鉴》，虽然他时刻关心着政治中心，也期待东山再起，但他从不发表反对政府决策的言论。有意见直言不讳的当面提，不能听取意见就走，但也不在背后议论，这是何等的光辉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光俨然成了反变法派的精神领袖。但司马光远离朝廷和苏轼被贬黄州是不同的，司马光是用着朝廷的经费编书，在西京洛阳和一大堆退休高官待在一起互相吹捧，他接触不到中下层民众。由于起初反对新法，他也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眼不见心不烦。因此，他内心也关闭了了解新法、研究新法、改善新法的大门。反对新法已经成为了司马光心中的符号，他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他根本就不了解新法。

两宫太后做了两手安排，她们并不能确定司马光是不是仍然反对新法，因为很多过去反对新法的人都已经认识到新法有其相当的合理成分，逐渐认可了新法。便派人在路上截住了司马光，打探司马光的政治态度，当两宫太后了解到司马光一直在“深闺后院”著书，政治态度和十五年前完全一样时，两宫太后大喜过望。第二步就要演出一部精心安排的好戏，京城里大量雕版印刷“司马光砸缸”的印刷品，向京城百姓介绍十五年前的一位政治人物——司马光。同时安排了一个群体性事件——当司马光到达开封，大批根本不认识几个字的百姓涌向司马光，齐呼“司马相公要为百姓留下！”这么大的宣传力度，没有两宫太后的直接出手是根本做不到的。做什么事情都是“以百姓的名义”，自然旗帜和方向就是毋庸置疑的。

司马光立即接受了陈州知州的任命，经过郑州时他又见了郑州知州，曾经的败将枢密使孙固，二人互相鼓劲，立志要为彻底砸烂新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首相王珪去世了。按照惯例，大行皇帝丧事由首相主持，称为山陵使，直到最后下葬，然后辞去职务，正式退休。神宗皇帝下葬后，年老的王珪致仕，顺理成章。由改革派的骨干蔡确升任首相，对改革是极为有利的。可这时不得不由蔡确升任首相，担任山陵使，司马光升任门下侍郎副宰相，宰府班子变为首相蔡确，次相韩缜，三名副相张璪、司马光、李清臣。枢密院为枢密使章惇，枢密副使安焘。看似变法派和反变法派还势均力敌，但这只是暂时的，当神宗皇帝下葬永裕陵，山陵使蔡确就要辞去职务。这可真称得上是“阴差阳错”！

反改革派都在陆续匆匆忙忙赶往京城的路上，早早赶来的有一直在和司马光有通信往来的范纯仁。这时范纯仁已经不是十五年前的范纯仁，这些年范纯仁一直在地方工作，甚至在西北战场的河州、庆州的时间也不短，对王安石的新法有了实践上的认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司马光还是十五年前的司马光，一点没变。

范纯仁问司马光：“司马相公是要大有一番作为，从何入手？”

司马光回答：“广开言路！这些年朝廷只许一种声音，难免不落入偏见。”

范纯仁说：“‘熙宁新法’有不少问题，因为言路阻断，无法得到完善。”

司马光说：“要立即废除‘熙丰新法’，恢复祖宗之法。”

范纯仁诧异的问：“何为祖宗之法？”

司马光支吾其词：“太后和大臣所议之法。”这样的回答让两人都感到尴尬。

范纯仁担忧的说：“创造远比破坏艰难得多！”司马光默然。

司马光请求太后下旨，邀请全国上下给朝廷写信，要求批评时政。实际上他只挑选批评新法的信，用来作为废除新法的依据。很多坚定的变法派和当年的他一样，宁可被贬官、被免职也绝不苟同。时任开封府推官的张商英，日后也成为了大宋宰相，就是王安石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张商英看到反改革派反扑朝廷的速度，哪叫“有脚的都能上”？那叫有一只脚的都能上。

张商英上书：“论语有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司马光有太后的支持，连狡辩都懒得辩了，毫无道理说：“现在不是当今圣上改于父道，而是太皇太后改子之道。”

张商英实在看不下去反变法派为了政治利益，把艰难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砸光”。隐晦的说道：“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已是宰相的吕公著，二话不说，直接将张商英贬走。

这就是司马光的广开言路，实则是选择性的广开言路。他们采用的手段，比当年变法派更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