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时代的终结（1 / 1）
永乐城惨败，朝廷一定是要追究责任的。朝廷把罪责全部推到永乐城的修筑上，认为这是多生枝节，招惹事端。这个结论多少透着荒谬——宋朝在自己的领土上筑城，西夏出兵进犯，屠杀宋朝军民，竟然错在宋朝筑城招惹事端？或许这个荒谬的结论缘于已经无法追究战败指挥官的责任。此时，主张修永乐城的徐禧已经战死。种谔誓死不与朝廷意见苟同，就是降职也不从，再追究种谔的责任有些太无底线。但朝廷对沈括却是有一肚子火儿的，当初沈括提出筑城是筑古乌延城，朝廷上下都同意这个意见。而朝廷派出的钦差徐禧却强硬的改变了方案，要求筑永乐城。沈括不同意，但迫于徐禧的淫威也不得不答应了。现在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一定要拿他出气。朝廷定性在筑城招惹事端，而不是强调选址上的严重过错。沈括是鄜延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且也是在修建永乐城的方案上签字的。这时不会再有人管你当时是什么意见，上级是什么意见，不会再有人唱高调服从大局，不会再有人去谈高站位。战败的责任沈括必须承担！
永乐城陷落后的第十天，神宗皇帝下诏贬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这个地方离黄州非常近，谁也不会想到，此时的湖北黄州和湖北均州，同时待着两个半失去自由的团练副使，他们将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坐标，一个科学坐标。但他们现在都是大宋神宗朝的“罪臣”，一个来自反改革派，一个来自改革派。这让人不禁唏嘘，同时又感叹谁的人生又能逃脱这样的荒谬呢？
宋朝虽然两连败，但都只是高层重大决策的失误。宋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已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军队素质大幅提高，先进武器神臂弓的广泛应用，使得大宋已今非昔比。此后，西夏多次发动对宋朝的攻击，均被宋朝击败，西夏损失惨重。西夏大将仁多零丁、统军叶悖麻和咩讹埋均在战斗中被宋朝击毙。西夏越打国力越弱，到了灭国的边缘。
但神宗皇帝看问题并没有这么全面，他做事时孤注一掷，看问题也失之偏颇。他的内心不能原谅别人，也不能放过自己。元丰六年（183无大事，终于可以按照新礼仪举行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朝会了。此前一向节俭朴素的神宗皇帝觉得大庆殿的陈设太老旧了，配不上新的礼仪，把仗卫、舆辂、冠服全部进行了更换，一切迹象都表明朝廷在万象更新，一扫阴霾。大朝会的前一天晚上，仪鸾司在更换舆辂时，不小心砸坏了新的玉辂。帝国之大，当然不在乎这一点小小的经济损失，但神宗皇帝却是惊弓之鸟，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神宗皇帝已变得过度敏感、毫无自信，把仪鸾司责任人打入大理寺大牢问罪。
几次战役失败后，神宗皇帝的心情一直很差，动辄惩罚问罪，对朝臣越发刻薄寡恩。元丰五年（182，神宗皇帝在集英殿殿试新科进士，唱名前忽然要一名叫黄裳的考生的卷子。于是众考官手忙脚乱地寻找，终于在第五甲里找到了这个人。卷子呈上，神宗皇帝道：“这就是状元了。”事后，神宗责罚考官省试判定名次不当，对初考官、复考官、详定官共十五人各罚铜三十斤，这其中就有曾巩。这是重罚，并且是毫无缘由的重罚。
是年，神宗皇帝即位前藩邸旧臣韩维知颍昌府期满，拟续任，由中书舍人曾巩撰写制词。曾巩在制词中赞美韩维“纯明直谅，练达今古，先帝所遗，以辅朕躬。”韩维是前任宰相韩绛的弟弟，韩维在神宗皇帝做太子之时就不断夸奖、推荐王安石，王安石才得以展示其卓越的才华。但韩维的政治倾向与其兄长不同，属于保守派，神宗皇帝对其很不满。面对曾巩的制书，神宗皇帝大为不满，在制词上御批：“维不知事君之义，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谓‘纯明直谅’。”曾巩就因为这篇制词，再次被罚铜。
大宋朝的这次改革原本就是需要全面看待的，王安石、王安国兄弟，曾巩、曾布兄弟，韩维、韩绛兄弟，曾公亮、曾孝宽父子，吕公弼、吕嘉问爷孙都是一家人，却持不同政见。说明在大宋革新的问题上普遍存在不同见解，哪怕是进一家门的一家人也有不同看法。对待反改革派他薄情寡恩，对待改革派他也没有手下留情。
吕惠卿被贬后长期在西北前线，元丰五年（182，丁母忧期满，神宗皇帝拟让他经略鄜延路。吕惠卿上疏说：“陕西之师不但不能进攻，也不能防守。”希望在三省、枢密院议事时，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神宗皇帝大为恼怒，认为吕惠卿这道札子是试图借参与三省、枢密院议事，意在重回朝廷。这纯粹是杯弓蛇影，吕惠卿不是圣人君子，但绝对是经略过人，听听他的意见有何不妥？从日后的战绩来看，吕惠卿确实是文韬武略。神宗皇帝将这位曾经的执政大臣再次降级，贬到单州——一座边远的小城。
战场屡次失利对神宗皇帝的精神和身体是双重打击，元丰五年神宗皇帝开始抱病，经常称病不朝，之后日渐衰弱，几乎没有停止过用药。到元丰八年（185，病情恶化，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带着深深的遗憾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他的死来承担了征西夏失败的责任，称得上“君子”。大臣们拟定他的庙号时用了一个“神”字。《逸周书·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这里用“神”，显然不是治民无为，也不是道化宜民，而是“民无能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神宗皇帝一生为名留青史的所作所为换来了一个“神”的庙号，又透露着多少荒谬？神宗皇帝和他的“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必将是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题。
神宗皇帝短暂的一生却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普遍周期规律——凋零败落、改革发展、盛世崛起、军事扩展、战争消耗、再次面临凋零。神宗皇帝注定会和王安石一样永远不能盖棺定论，距离他们的时代太近，就有人会把自己的错误嫁祸到他们之上，好让他们背上黑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熙丰时代愈来愈久远，一个公允评价也愈来愈艰难，因为任何评价都具有时代的价值判断。
神宗皇帝绝不是什么昏君，和误国误民的楚怀王、楚顷襄王完全不同，那个时代不仅是屈原的悲哀，更是楚国的悲哀。他也不是李隆基，任用杨国忠、李林甫专权误国，亲手毁掉一个大唐盛世。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二人的君臣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除昏君与奸臣外，最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是每一个有治国理想的臣子，梦幻中的君臣关系。他接手的是一个连先皇丧礼都没有钱办的帝国，帝国周围列强环伺，黄河水患、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而他在位的18年，挽狂澜于既倒，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宣示主权，国库充满了又建。哪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是一瞬？但神宗朝的这一瞬却是帝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