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苏轼下狱（1 / 1）

元丰二年（179，宰相吴充涉嫌徇私案审理一年之后，参知政事元绛之子涉嫌受贿案又被御史台坐实。参知政事元绛引咎外放，不久致仕。御史中丞蔡确升任参知政事，正式进入宰职班子。侍御史李定升任御史中丞。御史中丞邓润甫和蔡确一同审案，结果邓润甫被外放，蔡确升任御史中丞。御史台审理参知政事元绛之子案，结果元绛外放，蔡确升任参知政事。蔡确的升迁路线让不少反改革派大为不满，让他们对办案的动机不断产生遐想。而对元丰二年的人事变动最为不满的便是苏轼了，王珪升了蔡确升，蔡确升了李定升，想想自己的同年王韶、曾布、章惇、邓绾、张璪都是朝廷重臣。最不能忍受的是李定都成了御史中丞，李定就是那个熙宁年间因说“青苗法”利民，被苏轼带领群臣就李定丁忧事实不清，在朝堂无情羞辱的那位。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又一个三年过去了，仍然不能回朝廷，朝廷又刚刚下旨出任湖州知州，这让他又气又恼。

苏轼的无名之火就有些老不更事了，没人能理解已经四十四岁的他，一边反对朝廷的改革方针，一边还无比渴望仕途升迁。世间哪有这等事？气恼归气恼，按照规矩苏轼还是要向朝廷上谢表。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湖州谢上表》，也许是因为没有调整好情绪写就的，他把自己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臣轼言：……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

这个谢表大意是说，我苏轼才华横溢只是朝廷看不见。我干得好，朝廷装着看不见。干了一个州又一个州，尽职又尽责，但只能没完没了的轮岗平调。陛下您可没有先帝辨识人才的能力，就因为我不歌颂新法，就永无出头之日，说新法好的都可以后来居上。算了，我就自得于江湖吧！

这是熙宁以来，苏轼反对新法最柔和的一篇文章了，几乎没有抨击新法，只是发了些牢骚。发牢骚也不犯法，更不犯罪，不就是一个谢表嘛，天天那么多谢表往朝廷里送，说不定皇上也不认真看呢。可是神宗皇帝还就偏偏仔细看了，神宗皇帝看完后大怒。“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那是王安石不畏，不恤，但朕畏，朕恤！以前王安石变法，你们议论纷纷，他把你们官阶不降、俸禄不减的安排到地方。你们当他是病猫，在地方上阳奉阴违的抵制新法。现在王安石已经致仕，是朕在主持变法，你们就不要对新法说三道四。神宗皇帝拿着苏轼送来的谢表，重重的摔到御史中丞李定的手上：“岂有此理！你们看着办！”

神宗皇帝仅仅是本着大宋的部门职能而将谢表扔给李定的吗？对官员行使监察职能是御史台之责，而当年苏轼带领朝廷的反改革派集体写诗颂扬朱寿昌以羞辱李定的场面还历历在目，现如今李定已经成为了御史台的主官。难道陛下今天的这个举动没有其他的深意吗？如今的圣上在政治手段上已经越来越成熟，大家都不敢揣摩圣意。李定想了想，这明显是陛下想治苏轼重罪，但是如果他李定真这么做了，朝廷上下一定会说陛下是仁义的，都是李定假公济私，报多年前的私仇。李定决定不能独立办这个案子。

李定说：“陛下，苏轼是本朝制科取士的重臣，臣请谏院和御史台联合审理此案。”

神宗皇帝冷冰冰的看向张璪，说道：“可！”这仿佛就是向张璪传递一个信号——必须严惩！

有神宗皇帝的授意，察言观色选边站队的此起彼伏。苏轼毫无悬念的被抓进了御史台的大牢里。提供证据无异于立功，可苏轼就是一个普通文官，能治什么罪可以替官家出这口恶气呢？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可难不倒为陛下“殚精竭虑”的身边人，让陛下龙颜不悦就是“忤逆罪”，《湖州谢上表》的内容当然构不成犯罪，但你苏轼有很多“反诗”呀！诗反不反和诗是怎么写的关系不大，和怎么理解的关系很大，谁让每句就那么短短的几个字？而且往往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这些经典一不小心就会触及“大逆不道”。更何况苏轼的诗也并非不是在有意妄议朝廷。

随着“反诗”被收集的越来越多，真的是能装一箩筐，而且得是个大箩筐，苏轼就得每天受刑了。不知苏轼有没有想起过李白——他们很像，他们只是文人，看不懂政治。苏轼比李白更冤，苏轼原本就没有什么错，只是政见不同罢了。苏轼错在不该用讽刺、挖苦的刻薄语言表达反对意见。有意见就直接提，上面不听就讲道理，讲道理不听就不用提了，“邦无道则愚”嘛！但苏轼这么做并不违法，更称不上是犯罪！不知这些负责刑狱的官员有没有想到过杜甫的《不见》。

《不见》杜甫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营救苏轼的官员大多都是新党的官员，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苏轼的同年章惇。此时的章惇在丁母忧，章惇和苏轼虽然在政见上不同，但因彼此欣赏其才华，章惇还是做的有情有义。王珪数次把苏轼诗中的“蛰龙”拿出来说事，挑唆神宗皇帝惩罚苏轼有“不臣”的罪责。如果定性为“不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提意见的方式不对了，而是和李白一样，要犯“反”的大忌了。章惇多次据理力争，替苏轼说话。大家都知道是神宗皇帝要治苏轼的重罪，甚至是死罪的，这时候还能站出来的是真朋友。

在各种因缘的促合下，苏轼留得了一条性命，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在大宋朝是一个贬官身份，不具有官职。原本是要去湖州任知州的，结果谢表偏偏不好好写，受了一通苦刑，被贬黄州当团练副使，不知此时的苏轼作何感想？这便是人生苦的根源——无常。苏轼在黄州的日子里，常常深情回忆的是在御史台的监狱时，有个狱卒听说苏轼是一位文人，每天将毒打后的苏轼扶到床铺上后，给苏轼打一盆洗脚水，再加上一瓢温水。每天的这一瓢温水一直温暖着苏轼的心，从此苏轼的诗文便多了这一抹温情。

在黄州的苏轼是一个罪臣，此前营救过苏轼的官员都被罚了铜，现在就没有人敢问候苏轼了。“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但还是有一个例外，章惇！苏轼曾感慨：“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章惇，字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