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 致命的冷箭（1 / 1）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金陵作《维摩诘经》和《金刚经》的注，在王安石的心中，这圣洁的佛音可以抚平尘世中的人们躁动的心。但没有人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竟成了宰相吴充的人生境遇。

吴充的实际才能要远逊色王珪、蔡确，但这本不是问题。王珪作为副职，蔡确作为下级能力高于自己是好事。用自己的胸襟团结有能力的人才为大宋的富强贡献力量是宰相之职。但吴充不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副职和下级就应该能力天然的不如自己，如果副职和下级表现的比自己能力还强，那一定是他们行事不得体，不懂得收敛锋芒。吴充开始仇视他们，不断的提拔反改革派为自己助威，用政治立场打压他们。而王珪和蔡确也渐渐的把对吴充胸襟和才能的轻视挂在了脸上。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得原本与之没有什么联系的一桩刑事案件变成了政治风暴。

熙宁七年（174，韩琦的老家相州，有三个劫匪，经常共同入室抢劫作案。一次抢劫过程中，被邻居驱散，劫匪头目越想越生气，指令手下：“以后打劫时，前来援救的格杀勿论。”不久他们又入室抢劫一位老人，找不到钱就开始殴打老人。邻人听到呼救，就过来劝劫匪说：“老人没钱，你们打死他也没用。”结果其中一个劫匪就突然想起头目之前的要求——前来的援救的要格杀勿论，便突然出刀将邻人刺死。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该犯罪行为应该定入室抢劫罪，实施过程中致被害人死亡，是加重情节。三名劫匪被相州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熙宁十年（177，有人旧案重提。中书省刑房核查此案件，官员周清对相州案提出异议。依据刑律规定：从犯只要认罪即可减四格判决。杀死邻人是劫匪头目交代的，头目是主犯，杀人者是从犯，从犯按律应减刑。“相州判决失当”，应追究相州司法人员责任。按照司法程序，刑房的意见应交大理寺裁决，而大理寺的意见是：邻人来劝说劫匪，不是救援，所以不能视为头目指使杀人，杀人者就是主犯。大理寺给出的意见是“相州判决恰当。”刑房与大理寺各执一词，朝廷决定让刑部审定。刑部审理的结果是支持中书省刑房周清的意见。

原本是司法解释的分歧，无论相州司法部门，还是大理寺都不构成犯罪。但相州原办案人员陈安民坐不住了，勾结相州现在掌管刑狱的法司潘开，带着大批货物到京城活动。他们找到一名叫高在等的司农吏，想打通京城关节。然而事不机密，消息竟被皇城司探知，恰值大理寺支持相州判决，这下大理寺也难逃脱受贿嫌疑。如果行贿、受贿就构成犯罪了，司法解释分歧变成了行贿受贿案，案件移交御史台。更让王珪和蔡确不能放过的是，相州观察判官陈安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陈安民是文彦博的内弟，是文彦博儿子文及甫的亲舅舅，而文及甫是吴充的女婿。还有人举报，陈安民为了消灾弭祸，一面让下属用钱贿赂大理寺官员，一面让文及甫请吴充之子吴安持帮忙疏通关系。只要坐实受贿案，文彦博、吴充都会受到牵连。

御史台审理了十几天，没有查到大理寺收受贿赂的证据，只查到了陈安民写给潘开的书信。中书省王珪力荐蔡确参与审理。蔡确出手很重，将大理寺参与相州案的官员全部拘捕，让他们戴着枷锁在烈日下曝晒，这样连续折磨了很多天。陈安民熬不住了，供认曾央求文及甫疏通吴充关系，吴充已经答应帮忙。得到供词，蔡确打算与御史中丞邓润甫一起给神宗皇帝汇报。邓润甫是位老检察官，并且也是改革派的人物，但他不赞成蔡确刑讯逼供的做法，找了个借口拖延住了蔡确。邓润甫独自向神宗进言，弹劾蔡确刑讯逼供，制造冤狱。但邓润甫的话也只说对了一半，蔡确刑讯逼供不假，但并不是冤狱，各种证人、证据确凿。神宗皇帝大为吃惊，派谏官、监察御史、内侍各一名，作为亲使到御史台调查。蔡确也非等闲之辈，立即警觉起来，屡次让人冒充皇帝亲使提审涉案人员。如果当事人试图翻案，就变本加厉进行折磨。当真正的神宗皇帝亲使来调查的时候，这些涉案人员毫无判断能力，都不敢翻案。神宗皇帝的三名亲使也就没有找到任何冤假错案的证据。于是神宗皇帝认为邓润甫当面欺君，蔡确才是忠诚之士。将邓润甫贬知抚州，蔡确被擢升为御史中丞、领司农寺，替代了邓润甫的职务。

这个案件自始至终都透露着诡异。几年前的一桩刑事案件，被无故提起，当时的审判并不存在明显过错，只是部分细节可以再商榷。可偏偏当事人采用了行贿手段妄图消除影响，御史台的办案人员蔡确又采用了非正当手段坐实了受贿罪，当朝宰相吴充被牵连。明眼人都看出来了，旧案重提或许只是偶然，但如果和不断提拔反改革派的吴充关联，改革派必定会大做文章。大宋朝廷的党争水深浪险可见一斑。

是什么造成了陈安民如此的不安？大宋官员的不安似乎是通病，无论官阶高低，他们似乎都在惊恐当中。从参知政事到御史中丞，再到地方官吏，他们既害怕失去现在，又害怕没有未来。蔡确采取刑讯逼供正确吗？当然是非常不正确的！是不是会造成冤假错案倒是其次，要是还认为刑讯逼供可以提高办案效率，节省司法资源，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司法本质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不仅仅是为了惩戒犯罪。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任何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果实，用坏种子能长出好果实吗？试想法律和司法起不到对人的保护作用，他们能不感到不安吗？

而真正压垮吴宰相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另外一位监察官知谏院张璪。张璪也是一位改革派官员，吴充要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并且废除新法，张璪哪里能放过他？张璪也紧跟着弹劾吴充指出：郭逵率军三十万南征交趾，本大破敌军，就是因为吴充书信指挥郭逵，让他停止进攻，郭逵在无奈之下，不得已撤军。

御史中丞蔡确和知谏院张璪联合起来对付吴充，吴充别说召回旧党，推翻改革了，就连自身平安都难保。

蔡确质问吴充：“从前，曹参与萧何有矛盾，等到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却遵从萧何指定的法令。现在陛下主持变法，您怎么能因与王安石的私怨而废除新法呢？”这指控让吴充有苦说不出，原本只是儿子存在受贿的违法行为，自己可能也存在违纪，但让蔡确实锤后得理不饶人，硬生生的被人钉在了政治投机者的耻辱架上。

当年司马光用“萧规曹随”来指责王安石变法，无需王安石开口就被吕惠卿驳得哑口无言。如今蔡确又请出了“萧规曹随”的旧事，而吴充却毫无招架之功，一病不起。

大宋朝真是很荒唐，双方不断的拿“盖房子”和“萧规曹随”举例子，你方举罢我登场，各讲各的理。一边有人为改革献出生命，一边有人为反改革献出生命。也许在他们眼中，自己都是在践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