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投石问路（1 / 1）

几次夜半虚前席、短短千字的小文章远远不能满足一心图治的神宗皇帝对富国强兵改革的追求。况且王安石还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提到，皇帝要经常和学者、士大夫们讨论治国方略。在迩英阁听课就成了神宗皇帝愉悦的日常活动。这也让王安石感受到神宗皇帝朝气蓬勃，一心要江山图治。但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是什么态度呢？如果有人反对改革，神宗皇帝又会是什么态度呢？这是改革是否能进行下去的基础，是王安石急切要知道的。在他的意识里“庆历新政”的故事不能重演。

这个路当然不能直接问，需要投石问路。如同庆历之时，仁宗皇帝信誓旦旦的开天章阁，将改革任务交给范仲淹。朝堂上嘴里都喊着支持改革，没有在明处反对的，但几乎个个打黑枪，行动上没有一个支持的。而且还都能给自己包装一个正人君子的外衣，他们有的甚至都不是因为自己利益被触动了，而仅仅是为了显示朝廷之上不能啥都听范仲淹的，得听“我”的。

王安石考虑了一个投石的方向，但为了谨慎起见需要同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的吕公著配合一下。他们说：“我们研究了侍讲旧制，侍讲皆赐坐。自真宗乾兴年后，侍讲都站着讲，而陛下身边的人却都坐着听。我们认为，听者应该站着听，讲者应赐坐。”好个投石问路，可谓问的不动声色。既有旧制为基础，又有人之常情的合理成分。

韩维等人附和道：“古今给侍讲赐坐是常态，也彰显了陛下对知识的优礼。从我朝太祖皇帝开始就有这方面的优良传统，这个礼制应当恢复。”

太常寺、太常礼院的礼官们该出场了，通常不想实事求是，或者没必要实事求是时，遵循礼制就是极佳的突破点。王安石讲经术，王公大臣通常都无法与之争锋，但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刚刚去世的刘敞，一个是他的弟弟，知太常礼院刘攽。这两人都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汉史部分的助手，满腹经纶，但王安石却非常不以为然，说他们是腐儒不能学以致用。

刘攽等人说：“侍读通常也在听，他们还比侍讲的级别高半级，让级别高的站着，级别低的坐着是不是不妥？况且你也就是来讲课，讲的是旧儒章句之学耳，可别把自己当老师，你能好意思坐着讲吗？仁宗、英宗两朝站着讲了五十年，别说改就改，站着讲吧！”

神宗皇帝又问宰相曾公亮：“当年曾相公给仁宗皇帝讲时是站着讲，还是坐着讲？”

曾公亮回答：“我是站着讲的。”

神宗皇帝似乎并不理会这些人怎么说的，怎么答的，向着王安石说：“卿当讲日可坐。”所有人为之一惊，小皇帝的一亮相很有气场，和大宋的老皇帝们很不一样。

王安石拱手答谢，但他没敢真坐着讲。他原本也只是要来投石问路的。王安石深切体会到了，朝堂上哪怕是要做一个极其细微的改变都如此之难。但他也发现神宗皇帝虽然年轻，但很沉稳，不轻易否定一方，权力也应用的润物细无声。

几个月后，延和殿上王安石遇到了此生真正的对手——他一直对其人品仰慕的司马光。年底就要举行三年一次的南郊祭祀了，南郊大礼之后按惯例是要对两府大臣进行赏赐的。四年安葬了两位先皇，自然是国库为之一空，山西、河北又遭了灾，确实也是该省省钱了。

宰相曾公亮就代表两府大臣上书神宗皇帝：“按照惯例，南郊礼毕，陛下将赏赐两府近臣。但今年河朔受灾，朝廷一再调配物资。我们这些官员薪资本就不少，请陛下此次罢赐银绢。”这本合情合理，也彰显了两府高官很有大局意识，愿意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司马光同意：“现在国家财政有困难，两府高官有责任带头减少自己的收入，为国家解决燃眉之急。但减半发放就可以了。”这个折衷的意见也很好，摆出了大臣的格局，彰显了朝廷的恩泽。

王安石却出人意料的反对：“太祖时，赵普为相，赏赐过万，今郊赏不过三千，多吗？减少赏赐还有伤国体。”

神宗皇帝看向王珪，王珪说：“司马光为解决财政危机，从自我做起，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提出所费不多，还有损国体，王安石也对。”神宗皇帝对这个圆场显然不能满意，辩论就得继续下去。

别看王珪啥也没说，却能看到各方意见中合理的成分，如果多一些王珪这样的人，在朝堂上善于分析各种意见的利弊，权衡处理，那才是大宋的福祉。可惜的是，大宋无论是翰林学士还是言官们，都和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只要不按自己的来就不合作。

司马光说：“太祖时，赵普运筹帷幄之中，平定诸国。赏赐万数，多吗？今天的官员不过压压下面，瞒瞒上面，凭什么要和赵普比？”司马光论证的切入点显然选得不太高明，把减少赏赐和两府高官工作能力差联系在一起了。原本是件很有格调的好事，还蒙上了被考核的色彩。

抓住问题的关键，一针见血是王安石风格，王安石说：“那不是和常衮一样吗？没能力、不会理财，别光辞薪，要辞官！”

常衮是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大权独揽对下属很苛刻。按照惯例皇帝会赏赐很丰盛的饭食给宰相和其他重臣。常衮认为太奢侈、浪费，请求停止赏赐。有人提出，国家对重臣的赏赐是对关键岗位的重视和礼遇，如果宰相不称职应当辞职，不要去辞饭还沽名钓誉。后来司马光评价常衮此事时说，也不要太过于批评他，能做到这样也算是有礼义廉耻的。

司马光见王安石举常衮辞饭的典故，用的也很贴切。常衮辞饭历史已有定论，宰相无能，无需辞饭，须辞官。司马光便不再辩论要不要减少赏赐了，开始对王安石提到的“理财”大发议论。司马光说：“天下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所谓理财不过是像桑弘羊一样涸泽而渔，盘剥百姓罢了。”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家，在为汉武帝积攒足够的财力与匈奴对抗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是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线的，中间有不少法令并不是在盘剥百姓，而是优化资源配置，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一个国家连年战争或者军备，百姓不可能不负担重，百姓自然是要付出极大的辛劳，这些辛劳汗水有很多就是被桑弘羊的经济制度盘剥到国家的。因此，历代儒家学者对桑弘羊的评价并不高，司马光也拿了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来辩论。

王安石说：“不对。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神宗皇帝听到这句话，仿佛雷在天上，眼睛分明闪了一下。王安石的意思是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吗？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这次较量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较量，那是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究竟是在优化资源配置，还是在加深盘剥百姓？但这个论题似乎跑远了，还得要回到南郊赏赐的问题上。

神宗皇帝说：“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结果是按王安石的意见执行的。这么做既表达了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支持，又体现了对不同意见合理成分的尊重。这个小皇帝确实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