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 阳明思想导论（1 / 2）

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同一

第二板块的内容，主要来讨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从前边一个板块，也就是阳明先生的生平事迹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体会到一点，阳明先生思想的拓展和他生活世界的拓展，两者之间是完全统一的。并且他的思想也同样直接来源于他的生活经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他十二岁立志做圣人，十二岁之后，一直到龙场之前，尽管过去历史上人们对这段过程的评价似乎不太高，说他有五逆之弊，但我们曾经分析过，这一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他不断的拓展自己的知识、能力，强化自我的实践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

正因为有生活世界的不断拓展，所以最终才有龙场悟道。在那么一个艰苦卓越的情况之下，他反而能够实现自我生命的跃迁，实现自我生命境界的升华。

又比如说正德十五年他评定了朱宸濠的谋反之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诬陷和诽谤。从我们一般人的心态来讲，那应该是非常不爽的，但正是在这样非常艰难困苦的情景当中，古人所谓动心忍性，他又提出来致良知，致良知不只是阳明先生思想的一个最后的概括和提炼，更重要的也同样是他前此全部的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提炼，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阳明先生的生活世界和他的思想世界，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他的深邃的思想支撑起来了他宏大的生活世界。

我们今天好像是王阳明的思想比较的流行，所以大家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阳明先生是正确的，他反对的朱熹好像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历史的来看，没有朱熹是不会有王阳明的，而没有整个宋代理学的转向也不会有朱熹。那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所有这些人物，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包括北宋五子，包括朱熹，包括陆九渊，包括王阳明，都是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关键人物，关键的思想结点。

如果要了解，之所以会有一个宋代的理学运动，那恐怕要倒回去了解唐宋之间，究竟我们这个思想界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宋代理学的发生为什么是必要的？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好，王阳明也好，我更愿意把他重新放回到历史的脉络之中，放回到中国思想发生转换、演变的整个过程当中去，这样我们对于阳明先生的了解，包括对于别的思想家的了解，可能更会因为一种历史的唯独获得而能够更加深入一点。

在今天，我想和各位朋友主要来谈论一下宋代理学的发生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缘故。我下面所叙述的仅仅是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在我个人看起来很重要。这一个面相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差不多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原，我个人觉得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佛教进入中国以及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互动，最终达成共生共存，这样一个事件在整个世界文明的交流史上都是具有典范式的，而不只是对于中国来讲是独特的。

佛教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把它称为有意义的他者，我们在这个有异议的他者那里，既发现自我的某种不足，也同样的通过自我文化对它的汉化，而实现佛教自身的中国化。佛教文化作为别的民族所产生的，原本和中国文化是具有异质性的一种文化，它在中国的土地上面要重新获得自我生存的基础，实际上就意味着两点，第一点，当它脱离了印度文化的母体之后，在中国要重新获得自身的脉络化，也就是说它要重新被语境化，这一点就意味着佛教进入中国要被中国化是必然的，这实际上是取决于佛教自身在中国发展的自身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就中国文化来讲，佛教这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被重新语境化的同时，就中国文化本身来讲，也就意味着对佛教这种意志文化、外来文化的某些根本理念的根本同化。

实际上所谓佛教的中国化，整个过程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不能把这个问题过于展开，大致上面来讲，我们马马虎虎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算进入中国，然后到六世纪末，我个人以为已经完成了；佛教经过整个汉魏两晋南北朝，差不多六百年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经过了和以儒家、道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相互之间的不断的交流，不断的碰撞，包括概念的互渗，基本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的形态。

我个人很强调的一点是，佛教的中国化就理论来讲，它完成的最初形态是以天台宗的诞生为标志的，只不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这儿，不能过度展开。佛教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撇开别的一切理论的外观来看，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消解佛教的彼岸价值取向。

我们都知道佛教是要讲波罗蜜多的，也就是要到彼岸的。也就是说在佛教的整个思想当中，它是要把世间作是一个扬弃的对象，并不是人的或者说众生的、存在价值的实现的世界。众生是存在在此岸的、在世间，但是它的价值取向是彼岸的。所以六度万行佛教是很强调的，所谓的六度，那也无非就是六种到彼岸的方式，大家都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为我们架设起了，通达于彼岸的桥梁。我们看天台宗的这个架构恰好是在理论上，它并没有完成消解佛教的彼岸的价值取向。但是在理论的建构上，强调了世间，出世间的两相圆融，无明即法性，烦恼即菩提，止观均等，止观双修。

像包括天台大师，甚至重新解释了轮回的观点。本来佛教讲，六道轮回那是实有其事，到了天台宗那里，天台大师讲轮回，他甚至于提出在十二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在六道当中打了几个来回。这样的一些解释，从根本上面来讲就已经实现对于佛教的彼岸价值的消解。而世间、出世间两相圆融，所谓的空假中的三谛圆融的共在状态，被确认为实相。

这样的意识观点，对于此后中国佛教的整体走向，应该说影响重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天台宗之后，马上有隋，为什么说六世纪末我补充一句，因为智者大师是圆寂于公元598年，就是六世纪末，唐朝应该是618年建国的。经过隋朝而进入唐朝，大家都知道佛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再去讲唐代的佛教繁荣，恐怕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我给大家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唐朝是以肥为美的，看看那些侍女画都圆嘟嘟的、胖乎乎的。但是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想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肥为美过呀。只有唐朝是以肥为美呀，为什么？我以为是，由于佛教的繁荣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观。中国历史上叙述一个人的美，一个女性的美不会说是以肥为美的，《诗经》里头是讲窈窕淑女，是吧？三国时候曹子建写《洛神赋》，也说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不会以肥为美，怎么到唐朝就以肥为美了呢？

各位也可以想象一下，一种宗教的繁荣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审美观，那么这个宗教要繁荣到什么程度？再倒回去看，比如讲盛唐时期，那些个著名的诗人，哪一个没有几个方外之好啊？那成为知识分子很典型的一个时代特征，要结交方外之好。像皇帝在宫廷里，也动不动封这个为国师、封那个为国师，并且请高僧大德到宫廷里头去讲学。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华严金狮子章》，就是当年的法藏大师给武则天讲课的讲稿。

宫廷里头是这样，知识分子是这样，民间当然也是这样。所以佛教在唐朝整体来讲是非常繁荣和发达的，那么问题在于佛教这样的一种繁荣，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讲的俗一点，好还是不好？从唐朝以来很少有知识分子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很少有知识分子去把它放在文化、文化传统、文化本根、文化命脉的角度去思考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和发达这个问题。

到了中唐时候，韩愈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写了非常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写了这个文章，韩愈开始明确的提出大张旗鼓的反佛教。他提出对于佛教要采取三大策略，所谓的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韩愈为什么要反佛？实际上他是带着一种文化传统的关切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原本就有夷夏之辨，佛教这个东西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经过所谓的中国化，我们刚刚提到天台宗。到唐朝的时候经过慧能的二次转换，完全实现了佛教的一种中国化的形式。但是究其出身它仍然是外来的。并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它仍然是不能脱离了印度来源这样一个基本的身份的。

在这个问题上倒不只是韩愈，南北朝时候顾欢，是个道士，他早就写过《夷夏论》。认为佛教是夷人之教，夷人之教只能行于夷，而华夏之教方能行于华夏。在文化的意义上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包括韩愈在内的一些学者们就会觉得，整个中华、整个华夏都信了佛教，它带来的本质实际上是以夷变夏，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所以韩愈提出我们中国文化——华夏文明，是有数千年传承的，在这个文明的传递本身，我们是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等一系列的圣人的。这一系列的圣人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文化的根本的传统，我们华夏文化是以道为核心的，而圣人的传统，同时也就是道的传统，韩愈提出道统这个观念。

基于华夏道统之传递，这样的一个脉络，韩愈开始提出了对佛教要坚决的给予抵制，所以他说要火其书，就是烧书，把佛教的经典消除、焚毁，叫火其书。所谓庐其居，就是被僧尼所占据的那些屋舍，也就是寺、庙、庵、堂、兰若、伽蓝、精舍等，这些所谓佛教的活动场所，那应该还给我们的人民来居住。所谓人其人第三条，简单一点讲就是要促使天下僧尼还俗，因为人一出家，就变为方外之人了，是不承担方内的义务的；比如说他不纳粮，不交税，当然也不服劳役，也不服兵役，也不服徭役，现在韩愈的意思就是实现这个身份转换，回到方内来，仍然称为皇帝的子民。

韩愈的观点实际上历史上是被实行过的，韩愈去世以后21年，也就是到了公元845年，韩愈是824年去世的，公元845年也就是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这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运动，通常称为会昌法难，在公元845年整整一年中，所贯彻的实际上就是韩愈的三大策略，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天下僧尼还俗的有数十万之众。

会昌五年之后，灭佛的时间持续不久，第二年，也就是到了846年，灭佛就停止了。历史表明，尽管经过会昌法难，846年之后佛教又开始复苏。一直到了十世纪中叶，入宋之后佛教仍然繁荣、仍然发达，宋代早期对于佛教也还是鼓励的。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韩愈的那个道统的观点，他所提出的关于孔孟之道的观点，试图通过古文运动来倡导文以载道的观点，从中国文化本身来考虑，他的这个考虑问题的方向有没有道理？尽管事实表明他对佛教采取那种对抗性策略，什么火其书、庐其居，人其人，三大策略历史表明它是失败了的。

到了北宋的时候，11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到了通常所说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所谓北宋五子的时代。五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张载和二程还有表亲的关系，张载是二程的表叔。

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但大致上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一方面，他们都接过了韩愈的问题，就是道统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又都抛弃了韩愈的做法，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对抗性的策略；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同时又试图去了解，佛教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在中国如此这般的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