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鲲鹏道性（1 / 2）

鲲鹏意象的道性之解作者：侯洪澜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9年第5期

《庄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与哲学共生不离的典范，《庄子》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皆与其哲学之“道”的内涵密切相关，其中的艺术形象皆是合于“道”、归属于“道”并体现着“道”的意象。《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之作，在整个庄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逍遥游》中的“鲲”、“鹏”形象是《庄子》哲学理念、文学思想的奠基性意象，它不仅是庄子浪漫主义文学的象征，也是庄子哲学思想“道”的表述。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通常对“鲲”、“鹏”形象的文学性的阐释和把握较多，而对其哲学性的思考与解说则明显不足。大鹏展翅九万里之巅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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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艺术画面将读者陷于审美意境创构的“泥淖”之中无力自拔，对诗意的过度阐释遮蔽了理性哲思的光辉，因而也使《逍遥游》的解读在有失一隅的偏颇之中流传。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但是。若不顺着他们的思辨的形而上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因此，在体验欣赏“鲲”、“鹏”的艺术美之余，倘若从哲学的视角反观“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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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阐释庄子之“道”，将会使学生更透彻地了解庄子的文化思想。

“道”之哲学是庄子对老子哲学本体论思想的继承。老子提出了“道”的思想，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形而上”本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也就是说本体的形而上之“道”是超越概念语言表达的不可言说的存在。庄子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同时还指出了“道不可言”是与“道”之本性密切相关的。语言的对象是“物”，具体存在的“物”可以被语言和规定把握，这也是语言的功能。但是，“道”不是“物”，不是具体的存在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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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由于“道”是先于万物的存在，是先于语言的存在，它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规定性，它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具有超越理性思维的性质，因而用普通的对象化名言无法去把握“道”、命名“道”。《庄子·秋水》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郛，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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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物之粗”是能显象于外的对象世界，属于最浅层次；“物之精”是常隐于内的对象世界，属于较深层次。但这两者在有形的“物”的限度内，是人类可以言说、可以意识到的。而“不期精粗”的“道”则是“数之所不能分也”、“数之所不能穷也”，超越了“物”的层面，是语言和思维都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正是人类的语言困境。虽然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但“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无言虽足以尽道之妙，而不言者无以明”。(《南华经注·南华纽总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指出：“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若勉强而说之，所说的话也与普通的话两样。所说的东西既不是经验中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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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思议中的普遍。但是，这不是哲学主张。因为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之所不能达的东西，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假若他不是这样，他或者不治哲学，或者虽治哲学而根本没有哲学问题。”不可说的东西仍须说，这是哲学的要求。现实困境的生命体验与心灵自由的生命超越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的超越，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因此庄子语言哲学的目标并不是让人们认识到“道不可言”。而是超越“道不可言”的语言困境。庄子以其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超越人类语言的困境。实现了对“道”的言说。这就是借助于形象的思维、想象的方式，“立象以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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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系辞上》)“象”就是“拟诸形容”，是对外物的模仿和象征。《庄子》开篇《逍遥游》以“鲲”、“鹏”为意象的“诗性言说”方式不仅奠定了中国语言哲学的基础，同时也创造了“道”的可体之“象”，可见之“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