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7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1 / 2)
基层乡村治理从乡官制变成役职制,其实是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改革和中央进一步集权的象征。
张鉊以前也非常疑惑,按说乡间的乡官没有了,不是代表政府对乡村的控制更加弱了吗?怎么会反而是加强了呢?
这还是应该放到相应的时代来看。
在后世,交通发达,资讯通畅,地方有事情,理论上几秒钟就能到达高层,还有足够的税收,能保证乡镇公务员是专职人员。
中央自然就可以依靠乡镇公务员,牢牢掌握基层。
但是古代不行,地方上别说乡间,就是州县,有了什么事情,也不容易通达中央。
而乡官极低的品级和极少的俸禄,就决定了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选拔而来,只能就近安排本乡本里。
安排本县人远离家乡里去上任,在当时就要算是苛政了,更别提远调。
那么在乡里之中,什么样的人能出任乡官?
必然是乡间的土豪大户,或者家族里能拉出几十条大汉,可以打得乡邻不敢还手的恶霸。
这种恶霸披上了一层官皮,那还得了?
比如汉高祖,他当年就是这种典型恶霸,本身就是个江湖人,有了乡官的加成后,连一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分管人事等的副县长萧何,都要给刘邦面子。
而这种人在乡间,为了鱼肉乡里,必然是要把乡里间的事情都遮蔽起来,不让上官知道的很清楚,而上官也只求把每年规定的赋税劳役指标完成就行。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唐以前的乡官,那不是乡官,而是被政府合法化的乡间土皇帝。
区别只在于朝廷强大,吏治清明的时候,这些土皇帝的权力要小得多,也不敢搞出太天怒人怨的事情而已。
要是朝廷衰落,那就不好意思了,哪怕是在唐朝,乡官里正拒绝朝廷正常征役夫。被剥夺官身以后,抗拒朝廷新任里正等,都是时常发生的。
于是在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更好掌控地方,增加税收,节省支出等原因,就把乡官变成了役职。
这相当于就是剥夺了这些乡间土豪的官身,让他们在面对朝廷官吏的时候,变成了屁民,失去了和政府议价的资本。
比如此前的后唐朝廷就规定,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者。
在这里乡官不再是官府委任的官员,而是变成了村民共同推举,还要补足贫农缴税以及其他缺失,从肥差,瞬间变成了苦差事。
此后的后周,更是直接规定,全国各州县的乡村,每百户组成一团,每团选出三大户作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什么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看着是权力,实际上狗屁都不是。
因为只能察之,没有执法权,还要辛苦自己脚板去官府报桉。
后面这个就更狠了,耗登者,就是交不起税的,他们缺失的税款,是要由选出来的三大胡均摊的。
这么一来,本来是乡官的乡间小土豪们,就从官人变成了跑不掉的纳税标杆,就那么杵在田间地头。
官府可不管你们村有多少人穷的没钱缴税的,他们只需要抓住你这标杆拼命的催逼就行。
这实际上就是官府在吃乡间的大户,强行在乡间均贫富,当然也有更方便收取赋税的作用。
于是,在没有了乡官这个中间商之后,朝廷对于乡间的掌控,反而更直接了。
不用乡官过一道手后,国家的收上来赋税也开始多了起来。
张鉊忍不住有些烦躁的挠了挠头,这种治理方式确实更加简单和方便,还剔除了乡官土豪这个中间商,节省了政府开支,增加了税收额度以及稳定性,更消除乡间不稳定因素。
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石多鸟的好办法,后世的一千多年中,只有极为粗放管理的蒙元才没有实行役职制,其余各朝,都基本延续了从中唐开始到北宋趋于成熟、完善的役职制。
但是,役职制有个非常大的弊病,却是张鉊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原本有乡官在的时候,他们虽然是隐患,本身就在鱼肉百姓,国家还要拿钱养着他们。
但只要他们在,基层的动员能力,就有保障。
现在没了乡官,乡间没了领头人,官府的差役一两个月都难得下一次乡村,下乡也是去找担任役职的耆长等,对于乡间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不了解。
同时担任役职的耆长,从披着官身的豪强,变成了两头受气的富户。
他们在百姓的眼中,大多不是什么官人,而是有点闲钱的倒霉蛋,本身并没有多少号召力。
这就导致朝廷有事,别说从乡间征调丁壮,征收物资了,甚至跟乡间的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役职制杵在这里,管他谁打过来了,都是一样缴纳田税,只要大兵不下乡野杀人,甚至他们还可以少缴一段时间的赋税。
既然这样,那你们就打去吧!谁管你们打成什么样?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乡官制变役职制的弊端,但利益太大了,太省事了,太好用了。
于是两宋以及明朝,他们只在维持役职制的基础上,打了一个小小的补丁。
那就是极力扩大科举的影响,将原本一部分乡官的权力,通过科举这条通道,返还到以科举谋生的乡间士大夫身上。
以期望通过他们,来动员乡间的力量。
这么搞,其实问题也不大,最初也还是有可执行性。
只是最后坏就坏在赵二这家伙身上,把崇文抑武搞得太过头,导致乡间士大夫完全成了酸秀才。
所以哪怕两宋和明朝,士大夫阶层杀身为国的,不可谓不多。
但是他们能力实在有限,根本不足以像汉末、五代这样至少可以保住基本盘,甚至连南北朝的局面也保不住。
南明被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乡间武力和动员力,特别是承平已久的长江以南,实在太弱了,几乎等于没有,导致清兵只需要追着南明那点武力打就行。
看着张鉊眉头紧锁,尚书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张希崇开口说道。
“圣人,如今之势态很明显,乡间民户逃亡颇多,根本没有大户能承担起役职。
各州县的赋税完成与否,完全就靠是否能在乡间找到可以承担的役职。
而能被官府选中承担役职的,无一不是有点家产,但是又无力保护的普通富户,被选中一家,就破家一户。
真正有实力的,则可以用各种办法逃脱,逃脱不了,他们就会加入李仁恕这样盗匪团伙。
是以臣认为,役职制至少需要暂停,不然继续下去,朝廷对于乡里间,就完全要失控了。”
张希崇久在方镇,所以他很清楚乡间的役职是个什么情况,其实就算张鉊这次不召集起来议这个事情,他也准备上书了。
“薛居正,你是户部尚书,你来说说看法,从唐至晋,乡间全然如此吗?”
张鉊点了薛居正的名字,意思很明显,乡里间的情况已然积重难如此,那后唐和后晋他们是怎么维持朝廷运转的?
薛居正当然懂张鉊这么问的言外之意,于是摊开了手里的一份资料呈给张鉊,他自己则直接开始回答。
“后朝与石敬瑭时期,乡间情况比我大周,是要好些的。
因为彼时还没有经历三年水旱蝗大灾。虽有兵乱,但未像如今这样,经历契丹人四处打草谷。
是以乡里间虽然问题多多,但还能维持。
而且如李仁恕这样的贼匪,只在淮北的徐、沂、宿、颍等州,其余州县未有此等大贼。
且河中府至东京开封府的沿河一带,乃至陈、许、宋等州尚算富庶,是以不遇大灾之年,朝廷的境况还算好。
淮南、关中、河北等地虽然朝廷鞭长莫及,但只有节度使镇压,每年往朝廷缴纳的银钱,各镇节度基本没有缺少。”
张鉊明白了,后唐、后晋时期,一是民间比现在富裕,二是朝廷实行了分包制。
即好治理的州县就由朝廷直辖,不好治理的,要承担很大军事任务的,比如河北和关中以及山南东道等地,就交给节度使去镇守。
节度使则相当于是朝廷的赋税承销商,地盘给你了,每年要上缴的赋税额度也给你了,至于具体搞成什么样,那你自己决定吧。
搜刮手段高明,赚了是你自己的,亏了你得补,闹起民乱了自己镇压,镇压不住朝廷就换个人再去安抚,起了不该有的心思,朝廷就讨伐你。
而张鉊现在恰恰不愿意再在各地设立节度使,现有的节度使,权力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是以指望节度使上税的办法,也没法实行。
好家伙,张圣人眉头一皱,我说削夺节度使职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竟然几乎没有呢,原来都在这等着呢。
他们在等着张鉊搞不定局面后,只能重设节度使,到时候就轮到他们的重新登场了。
张鉊在薛居正的提醒下明白了这个缘由,作为张鉊的头号心腹文臣,门下侍郎范质当然也知道这个缘故,于是薛居正的话音刚落,他就上前大声说道。
“圣人,臣不同意左仆射恢复乡官的提议,自中唐以来,乡官变役职后,朝廷节省了大笔开支,乡间也趋于安定。
如今役职制无法继续,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经过晋主北狩和契丹南下后,乡间户口多死难与逃亡,但是征税的额度却并未减少,使得乡间役职根本无法承担。
二是李仁恕此贼,趁着朝廷内乱的机会,攫取了大量的乡里之权,乡民早被这些贼匪困于水火之中,哪还能缴纳朝廷赋税。
是以,臣不建议恢复乡官制,那样只会让闹事者反倒成为了官人,他们心生轻视,朝廷不但仍然很难收到赋税,乡里间也会更加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