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禁陇西李宝、太原王琼等姓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二更）（1 / 2）

显庆四年，秉持“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宰相李义府门第低微，其子向山东贵族攀婚被拒，怀恨在心，附和许敬宗提议，上告高宗，怂恿高宗下诏禁止他们相互通婚，高宗应允。

这就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南北朝的混一以北朝战胜南朝而结束，隋唐统治阶级属于北朝系统，其人物以北朝人物后裔为主干，受北魏影响尤为深刻，北朝时已长期活跃于中原腹地。山东(唐代主要指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政权(如东魏、北齐)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在唐代被称为“山东郡姓”，其中以排在首位的“崔、卢、李、郑、王”五姓七族(也称“七姓“)为代表，自汉魏以降，长期冠冕不绝、门阀不坠，至北魏孝文帝时期，成为官方钦定的、最高门第的士族(“四姓”、“五姓”两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指出:“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契机，一个以北魏皇室为轴心，以等级婚姻为纽带，包括鲜卑“勋臣八姓“和汉人后族“四姓“在内的上层统治核心开始逐步确立。北魏后期，五姓和皇室之间、五姓各家族之间，一直维持着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婚姻集团，“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北魏政治以皇权统治为特征，突出表现为宗室权重。而五姓家族与王室这种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在出仕、升迁等方面比其他汉族士人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又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介入王朝上层决策，能够在惨烈的政治倾轧中相互援引提携，保持其权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深刻影响了北魏政治。太和改制后，“五姓“与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在政治权势、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距离也随之拉大，社会声望日隆……至北魏末年，五姓作为北方第一流门第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从北魏到唐初，历经百余年沧桑浮沉，由孝文帝所确立的五姓婚姻集团，仍不失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的政治色彩日渐淡化。”

隋朝以来，由于南方士族的迅速衰退，南北正朔之争结束。中原衣冠的代表山东士族，以华夏文化的主要继承者自居，其社会地位在隋唐时期凸现出来。与此同时，九品官人法的废除和科举制的推行，使得士族维持“上品无寒门“的制度土壤随之消失，只有当朝冠冕可以享受门荫制和免课役特权。

在失去北朝时维持奕世显贵的政治特权后，山东五姓高门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其他士族一样也都开始衰落，但因其拥有深厚的家学底蕴，悠久的文化传统，崇高的社会声望，以及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经长期战争打击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不免“自矜地望“、“偃仰自高“，至唐朝时仍具冢中枯骨之余烈。五姓诸房为维持门第华贵，故挟家学礼法之清，鄙视他族之“浊“，恃其族望，仍按照南北朝以来的旧俗在五姓内部通婚，耻与他姓为婚，以“净化“婚姻圈为手段，独标异格，傲视海内。

唐代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只将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列为“四姓“(崔卢李郑)，加上太原王氏则被称为“五姓“。

唐高祖李渊曾对窦威说:近来见关东地区的百姓与崔氏、卢氏通婚，还自我夸耀，你们窦家世代为皇亲国戚，不也一样很高贵吗!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我和山东地区的崔氏、卢氏、李氏、郑氏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诸多唐代墓志也记载:“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阀阅婚媾，历世济美“、“宦媾之盛，时无与伦“，出身河东薛氏的宰相薛元超更是将未娶到五姓女子列为“人生三大遗憾“之一，由此可见五姓高门受天下尊崇的程度。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春，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奉命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工作，“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进行排序，最终以出身博陵崔氏第二房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等士族。

但是，唐太宗李世民看了初稿后很不满意，为了维护皇室荣耀，李世民利用政治权力干预，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李氏为首，外戚(长孙)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同时定下政策，如《新唐书·高俭传》载:“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先后四次修撰《氏族志》，通过行政力量重新排布士族名次，以当世冠冕之高下对抗五姓所持冢中枯骨余泽之强弱，借此来打击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朝中如魏征、房玄龄、李绩等唐朝开国功臣仍不顾政策，依旧争相与山东士族通婚，因此山东高门的旧望不减。《唐国史补》记载:“张燕公(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可见唐代社会以与五姓通婚为贵已成为一时风气。

唐高宗时期，为巩固关陇集团统治，唐高宗下令:“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度世)、卢浑(卢溥)、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但这实际上没有达到效果，“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他们在唐代虽已失去昔日显赫的政治权势，“身未免于贫贱“，却仍以婚娅相尚，不与皇室联姻，“光荣孤立“于李唐政权之外，高宗的禁婚诏反而变相地抬高了山东旧族的身份，“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这些家族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旧五代史·李专美传》记载:“专美之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李专美在唐朝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正是“七姓十家“禁婚家中“陇西李宝“的后人，足见其以门第自矜的傲慢程度。

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皋。为此文宗感叹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即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唐语林》记载:“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程累郡无政绩，小杜相闻程诸女有容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娶焉。程初辞之，谓人曰:'崔氏之门，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取一娣侄嫁之。“小杜应当指唐懿宗时宰相杜审权，出身于关中郡姓(韦裴薛杨柳杜)之一的京兆杜氏，社会地位并不低，然而仍被崔程所嫌弃，可见其门第观念之深固。士族在通过科举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婚姻强化门第观念及彰显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