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哈特爵士对联邦财政体制的分享和见解及其他（1 / 1）

哈特爵士终究是上了台，在海格教授草草的结束了他的介绍之后——这一切都和路德维希所料不出多少，海格教授还活跃在讲台上的时候就以语言精炼闻名，唯独涉及到那些冗长和无聊的名词的时候，他的思维才会格外活跃。

“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能又一次回到自己的学校，和各位将要成为或者已经要成为联邦中流砥柱的各位见面。”

“我和亲爱的同事斯密斯这一次应海格院长的邀请，和在场各位有所交流，首先不仅仅是想要分享一些关于联邦经济方面的思路，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之后的三天内，我们将在修堡大市里进行多次关于未来联邦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开辩论，到时候，我们会将各位关注的问题，以立法辩论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今天，我们将不谈立法，只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实，以飨诸位。”

“首先在开始我们的讨论面前，我想先请问各位，对于各位来说，就眼下的联邦财政体制下的银行，是贷款创造存款，还是存款创造贷款？请诸位不要急着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反常识的问题，按照我们一般的思路，或许会认为没有存款，哪里能创造贷款？借记出去贷款当然要以存款为基础，如果没有存款怎么可能被有贷款的基础？”

“从正常逻辑上来看的确是这样的，存款作为银行提供贷款的基础，如果没有启动以及用以兑付的资金，贷款是不可能被无缘无故的凭空创造出来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存款的时候，银行要付给你利息呢？这也是一个反常识的问题，相较于一般的保管，银行替你保管财物竟然还要付给你钱，这是不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听说甘斯先生——本省最大的银行家也在这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甘斯先生在银行业上也算不上慈善家吧，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倒贴给各位储户以钱财呢？甘斯先生当然明白啦，因为这些存款能被借贷出去，能够创造更大的利润，除去利息税和其中交易的流损，当然还有的赚，为了甘斯先生起见，我就不把联邦得到的数据告诉诸位了。”

“诸位要千万明白，在反常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可以被察觉的理由。这就不得不向诸位稍稍提及当代联邦的财税体制。在我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几任首席财政委员的推动下，联邦的财税改革方向是逐渐以脱离实物为基础的，我们持之以恒的工作就是以纸质货币逐渐替代实物货币，在这一点上我和斯密斯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和下一届财政委员的工作目标，毕竟为了适应当前联邦的经济形式发展，这是必然要做出的改变。”

“为了让各大银行有承兑的能力，联邦财政部要求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地方财政明细，合理的要求地方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准备金，用于承兑最基本的要求。比如以甘斯先生的银行为例子，他如果收到了1的存款，那么按照比例——这个比例我不能告诉你们，但是可以简单的以1%为例子，假如现在有企业来向他寻求借款，那么他就可以以甘斯银行的名义给他背书，开支本票或者兑票，企业就能以此为背书，寻求生产的扩大化，此时他就要上缴1的准备金，保证之前存款能够承兑”

“但是显然，我们可以发现，就算没有这9的存款，银行依旧可以通过信用背书，从而扩大自身资产，用1创造1的资产，在这一系列运转的背后就是我们熟知的信用。但是这样以州为单位的信用流通存在极大的问题，首先是本票的信用问题，甘斯先生的产业和信用历来为大家所熟知，其人品和举止都广受好评，但是不得不提请诸位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像甘斯先生这样，为人们所尊敬。”

“其中就必然存在信用的问题，有的本票信用高，有的本票信用低，在州内的信用不一，在州与州之间的信用自然也不一样。其次，我们必须要指出这样的以自身信用创造流通货币的具有极大的风险，他在提供货币流通性的同时他也创造了极大的金融隐患，以上所提及的金融隐患也不可能单纯由某个省或者某个州加以解决，必定要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加以平衡。”

“最后是和法币的关系极为紧张，联邦从二十年前开始金本位改革以来，所遇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先是州之间关系的恒平，再到联邦财政的赤字问题，保持一定赤字是联邦发展的动力，但是冗余的官僚系统和长期的殖民开支已经几乎要拖垮联邦的财政。”

“受制于金本位和实体货币的开采难度，日益增长的货币流通性和实体货币铸造之间的难题已经难以制衡，联邦内部无论是铜矿还是铁矿都难以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由金本位过度到以联邦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是势在必行的步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联邦的正常发展。”

“所以，为了实现以上第一步，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这并不是以联邦权利对州权的倾轧，相反，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

“比如立法者索伦先生在独立战争之后，面对糜烂的财政局势，就在长久的考虑之后，请当时就任联邦首席财政大臣的汉特先生出面组织了临时中央银行，就此开启了联邦第一中央银行的历史进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短命的第一银行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但是他这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有用的一生，他以瞠目的速度在3年内重新奠定了联邦的经济格局，并且完成了第一轮国内市场的整合。但是很遗憾，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完成第二轮，州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是联邦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和斯密斯先生的分歧点就在这里，斯密斯先生坚持认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和作为守密人的政府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但是必须遗憾的指出一点，在生产集中化的今天，市场的自发竞争已经逐渐出现了我们所有人都担心的垄断问题，在竞争之中所得到的垄断成果是不是斯密斯先生所期望的，有待商榷。我无比相信斯密斯先生对联邦的爱护之情以及对自身道路的坚定探索，我们曾经友好的争论过这件事，但是从未达到过一致。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件事情，强有力的联邦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银行。”

“自由竞争的思潮或许在过去几百年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获得了保护，得到了良好的结果，并以此收获了自己在现如今的地位。然而，作为自由竞争的日子已经倒头了，我们必须要记得联邦成立之时所签订的契约里不仅仅饱含了对自由之期许，更饱含了对幸福的允诺。”

“假如对自由和幸福之中要做出衡量，那当然是自由在前，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自由是我们配享一切的基础。幸福和自由并不是对立的问题，我们在尊重个人决断的同时也必须提请各位注意，创造幸福的环境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或许前者也能保障后者的实现。”

“这就有赖于第二项公开议题的讨论，即济贫法的实现。我在来修堡大市之前就对修堡大市的济贫法有所耳闻。对于穷困之家而言，社会福利作为一张安全网阻止了他们继续向下坠，包括个人破产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使得追寻幸福之权利成为可能，并以此揭示了作为天赋权利的幸福权利的社会基础。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追寻自我实现的权利成为空谈。而自我实现有怎么不能构成作为个人意志体现的一部分呢？”

“斯密斯先生曾多次热忱的指出他觉得我行为的不妥之处，我对他衷心的祝愿无比重视，他对提出了父权国对人的自我实现的蔑视以及社会福利所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并且指出了，出于行政长官之愿未必是所有人幸福之所期。我当然可以理解斯密斯先生的提请中所包含的担心和不解，我自然愿意听取他的意见，毕竟这件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要和斯密斯先生所说的那样，放弃这张安全网的构筑，至少在我作为首席财政委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我将会致力于推进济贫法的实现，并以此奠定联邦福利计划的基石，相信各位在修堡大市对此了解必定超出过我，对可能之风险的预期也超过我们二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修堡大市进行立法辩论的原因。”

“当然，我想和诸位分享的事情并不止步于此，但是限于时间所限，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我很感谢诸位对一个老头子的包容，感谢你们的拨冗前来，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