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老哥（2 / 2）

（三

过节那天，一个表姐来了我家玩。

老哥结束了与我的冷战，他心情似乎格外好，非要带着表姐去碧头捉螃蟹。我一直以为，他会叫上我，完全是为了烘托他那高超的捉螃蟹技艺。

午饭后，我们三撩起裤管下了河，不停地在水里翻开石头找螃蟹。不一会儿，哥哥便捉的比我们的多了。本来一切照常，可偏要出些差错。

我们正热火朝天地翻着石块呢，忽然听见一声尖叫，是哥哥的声音。

我们抬头看去，哥哥站在水里，表情狰狞，“嘶嘶”地叫着。他把一条腿从水里抬起，只见有一只大螃蟹，紧紧地钳着他的大脚趾不放。

我马上“扑哧”大笑一声，第二声被哥哥用凶狠的眼神生生地逼回喉咙口了。

我憋着笑上了岸，然后试着转下那只螃蟹。结果我一拔，哥哥就冲我大吼:“你不要拔了！痛死我了！他越夹越紧了！”

表姐找来一根长枝条，逗那只螃蟹，它用钳子夹住了枝条，然后松开了哥哥的脚指头。他的脚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那段时间，他走路一瘸一拐，行动不便，但我并没有感到幸灾乐祸。有句老话说的好啊，“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每次要他做什么事，他便优雅地往床上一躺，傲娇地翘起他那只可怜巴巴的大脚趾。于是，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我的身上。

安城有两个小卖店，一个叫华明便利店，另一个叫阿勒小卖铺，我们平时喊他林铺。华店离我们家比较远，林铺则离得更远。

我和我哥曾计算过，若是跑去华店，大概需要五分钟，跑去林铺则需要七分钟。

华店除了卖各类零食、面粉、火柴，还卖药。华明是本村的医生，他经常要去本村或外村出诊。我去店里买东西的时候，常常是他妻子结账，很少遇到他。

华店有个冰箱，但冰棍的种类和数量并没有很多。华店是一栋两层半的房子。一楼卖东西，二楼住人。那个冰箱是两层的立式家用冰箱，下面那层冷冻箱装着冰棍，用于出售，他们自己也吃。

从华店一直往下走，能见着一棵百年榕树。下了一个陡坡后，便能看到榕树旁边的林铺。

林铺旁边是幼儿园，闲时那里用作搓麻将的场所，阿勒是店主。他妻子叫见英，是幼儿园里的老师。

林铺对面是学校，面积并不是很大，只有从学前班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盛夏之时，我和老哥更宁愿多花两分钟，去林铺买冰棍。林铺有一个标准的冰棍箱，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冰棍儿，五毛钱一根，可以吃很久。

我们几乎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日中午饭后，爷爷便给我们三块钱，让我们去林铺买六根绿豆冰棒，我两根，老哥两根，爷爷奶奶各一根。我们用塑料袋提着冰棍，踩着发烫的路面，顶着热浪，急匆匆地赶回家。

去买冰棍的路程很煎熬，但买回家后就解脱了。门外烈日高升，热浪滚滚，蝉鸣阵阵。我们则穿着短袖和超短裤，脚趾卡着拖鞋，把客厅的风扇开到最大档。在呼呼的凉爽风声中，我们边吃绿豆冰棒，边看动画片。

客厅永远放着四个瓷碗，四把勺子。我们把买来的冰棍搞进碗里，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挖着吃，特别享受。

老哥受伤的那段时间，买冰棍的重任便交到了我身上。我每天像个丧尸一样，在催促声中慢吞吞地走出门；又像疯子一样，提着一大袋子冰棍兴奋地跑回来。

（四

我们一家人都是那种很懒的馋虫。有时天气热的不行，实在不想出门，我们便吃西瓜。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女人在清晨准时叩响我们的门。她挑了一担自家种的大西瓜，向我们售卖。而爷爷每次都会买下那一整担西瓜，至少有八九个。

西瓜放在厨房凉爽的隔板下面。吃过午饭，约一两个小时之候，奶奶便搬出一个大西瓜，在厨房里洗净了，然后拎把菜刀，带着西瓜去客厅切。

我和我哥争着把圆桌收拾干净，合力把西瓜搬上桌子，然后眼巴巴的看着。奶奶总是不急不躁地切下西瓜蒂部，把菜刀整个擦一遍，然后用明晃晃的刀尖轻轻一切。

“咔嚓”一声，西瓜裂开，发出清脆的声响，露出鲜红的瓜瓤。一股独属于夏天的清香在客厅随性蔓延开来，钻进每个人的鼻孔，满屋子都是西瓜香。

那个大西瓜，有一半多是被我和老哥消灭完的。吃完后，我们躺在客厅的床板上，无比惬意地摸一摸圆滚滚的肚皮，丝毫不理会屋外聒噪的蝉鸣。

我们也不会浪费掉那些吃剩的西瓜皮。奶奶把它们装起来，倒进大菜园里的池塘喂鱼。我在林铺买了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要了西瓜皮，在桌上乱切一气，然后装进碗里，假装喂给我的大熊吃。

我有一只棕色的大熊，忘记是谁给我买的了。从我记事起，它便陪着我。我把我的漂亮衣服和帽子都给了大熊。它还戴了一副墨镜，但只剩一个镜片，那是妈妈从外面出差带回来的。

我很喜欢背着它，抱着它，和它聊天。尽管他永远不回答我，永远都是笑眯眯的眉眼和向上弯的嘴角。

我有时也会抱着他睡觉，但第二天都会习惯性地去床底找它。奶奶则把它洗了一遍又一遍，本来纯棕色的毛都被洗得微微有些发白了。

“禧梅子，你过来，快点过来。”我哥又在房间里叫我了，声音急不可耐。我叹一口气，进去了。

我们客厅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房间，其中两间紧挨着后山的房间特别暗。

靠右的那个房间叫上房，里面有两张不挨着的床。爷爷睡在靠左的那张床，奶奶睡在右边的床上。

靠左的那个房间叫明房，但它其实暗得很。奶奶那个最小的待嫁女儿就曾住在这里。

另外两间房间则比较亮，从窗户可以看见屋外的水泥坪。父母上班回来会带着我在左边的房间睡，那是唯一一个安了暖灯，放置了席梦思的房间，我经常叫它甘房；右边那个陈房则是婶婶和老坤住过的地方。

四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但我和老坤最喜欢去明房里玩。

床头有一个大型的木质柜子，一排排抽屉，用铜环拉开，里面有数不清的瓷杯、瓷盘、瓷壶、空白药单，有时还能找出一两包闻着味道很奇特的药。

更有趣的是，那床头还挂了两件白大褂，还有一个听诊器。

有时我当病人，却非要穿着白大褂才肯躺在床上。老坤穿着另一件，装模作样地戴好听诊器，象征性地给我听诊，然后抽出一张药单，在单子上“唰唰唰”地乱写一通。我对其中一张药单记忆犹新，上面写着:“死于ai症”（癌字他不会写。主治医师一栏，还有他潇洒无比的签名:xx坤。

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捡到一个针管，还是带针头的那种。我们两个都不肯打针，因为都在华明那里体会过针管的威力。于是，我的大熊变成了实验对象。

我们端了一盆水，表情严肃，动作“娴熟”，学着华明的样子，一人一针轮流给大熊打。屁股上，肚皮上，咯吱窝，脸上……能打的地方都给大熊打了个遍。最后盆里水用掉不少，奶奶从收拾房间，从床上拎起来一只湿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