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念头通达（1 / 2）

陈到所言，句句犹如刀刻斧凿般落在姜维的心坎上。

“从前没有想到这一层，只认为北伐大业，只在于阵前主将的谋略，却没有想到危机竟然也隐藏在背后。”

姜维自归汉后，一直以谋略善战著称，此番驰援勇永安，更是让永安都督陈到陈叔至看到了姜维身上那无穷的潜力。

姜维与陈到谈话到中午，这才离开陈到的府邸。

陈到生活简朴，府邸虽大，但内部陈设却与寻常百姓并无二致，府内还有两块菜地用来种菜。府内仆从杂役，也不过七八人，这与动辄百余人出行的大臣有天壤之别。

“陈叔至一番肺腑之言，总感觉言语像是交代后事。”姜维自忖着感觉不妙。

一面派人催促李丰在江州借调军资，另一方面写信求助于丞相，看能不能安排人手，寻找蜀中有名的郎中救治。

陈到身体每况愈下，这让姜维倍感焦虑。

当然，更让他彻夜难眠的则是陈到的话语。

北伐的阻碍不止在曹魏，更在于内部。

帝国的根基总是从内部开始腐朽，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开始崩坏。

百里之堤，溃于蚁穴。

硝烟从未散去，世家寒门皇权的斗争，早已显露端倪。

世家、豪强、士族等，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虽然常常拿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叙述，但其实可以引申出许多界定，如儒家士大夫、清流士大夫，又如变法派、保守派，又如士族、豪族等等。

简而言之，世家并非真正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不同政治身份标签的家族构成的。

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是与皇权，乃至广大寒门百姓是对立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把世族豪强这个概念奉为圭臬，把士族阶层很自然地看做是一个利益集团，然后把儒法之争当做王朝更迭、政治变革的主线，然后引申出地域集团、文化集团等进行归类，然后得出结论说是为了利益如何如何。

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狭隘的，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地放在二元对立或三元对立的子集之中，进行先入为主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简单的，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

这种研究方法，谈不上错误，客观上对于历史脉络研究具有一定帮助，然而这种复杂问题的简单化，也造成了历史人物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僵化标签，而这种标签化很显然是不利于分析问题的。

比如说，董卓大肆屠戮士族，是否说明董卓就站在了士族对立面，那董卓在凉州的势力本身能不能称得上世族呢？

更明显的，四世三公的袁绍与压制豪强的曹操在官渡决战，是否说明了曹操就站在了世族的对立面，那颖川荀氏为何会帮助曹操呢？

通过对政治人物不同家世背景、地域出身、文化渊源、政治立场的分析，勾勒出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并以此作为研究某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依旧是古代学者检讨古代历史流变最常用的分析范式。

然而这种范式，却无法真正意义概括每个士族个体。

恰恰相反，世族更是相互对立的不同个体。

通过地缘出身来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取巧的研究行为，而拿来解决实际问题，则更会谬之千里。

从这个层面来讲，荆州派、益州派之分显然也是片面的，不能真正应用于具体分析。

姜维也不可能拿这种观点去代入蜀汉政局人物。

三国局面的错综复杂，造成了世家豪强生态的复杂性，平民千篇一律，世家却不尽相同。

三国末期，门阀世家开始酝酿，这是将会困扰中国上千年的尖锐问题，又如何是这个时代的人能够解决的。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难！”

“太难了！”

“制约世家，打压豪强。”

对于现在姜维来说犹如一座不可能翻越的大山。

纵使姜维重活一生，面对世族豪强的问题，也没有足够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即使是后世，也上千年没有解决。如果广泛地以特权阶级概括，甚至从来都没有真正解决过，换汤不换药。

世家豪族在三国时期兴起，此后愈演愈烈，直到东晋时期达到了门阀政治的顶峰。

魏、蜀、吴三国，都曾针对世族豪强，采取过不同的应对措施。

蜀选择坚持与世族抗衡，刘备诸葛亮时期都是荆州派处于统治地位，因此，益州世族很不满，反抗的声音很大，所以邓艾偷渡阴平后，益州世族的杜琼、谯周等人，劝谏后主投降。

魏则是选择摆烂，世族豪强太多无法压制，干脆实行九品中正制，世族成功上位，一跃成为统治阶层，然后…没过多久，河东司马就把曹魏一窝全端了。

吴则更加拧巴，一直在妥协与反悔中循序渐进。吴郡世家原本便是东吴立国的基础，权力逐渐从君主转移到世家的过程，可以浓缩在东吴大都督这个职位的更迭上。最初由与孙策并肩开创基业的周瑜担任，然后转交给具有士人、豪族与军人等多重属性的鲁肃身上。

再然后，东吴都督就由寒门出身的吕蒙继任，接着就落到了江东世家，被誉为吴中四姓的陆逊陆伯言手中。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孙权显然并未完全放弃权力控制，他有意识地削弱世家的影响力，晚年猜忌众臣，逼死陆逊后，都督的继任者基本都是江东的世家了，如全琮、朱桓等人，整个过程突出一个曲折离奇。

当然，三国之中，蜀汉最先灭亡，魏吴紧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