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专权(2 / 2)
回朝任相?蔡京简直求之不得,蔡京童贯两人一拍即合,接着在童贯的运作下,蔡京从杭州北上,先后任定州知州和大名府知府。
大名府是北宋的北京,类似于中央直属的直辖市,蔡京从闲职到直辖市一把手,朝中人人都看得出徽宗是要重用他。
皇帝要重用蔡京,曾布又跟蔡京有私人恩怨,那蔡京回朝之后肯定能帮助自己对付曾布。揣着这种心思,韩忠彦提出召蔡京回朝官复原职担任翰林学士。
然而韩忠彦没想到的是,蔡京的回朝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风向。年号也改了,蔡京也回来了,所有人都知道新党又要上台了,旧党党魁韩忠彦同志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谏官们为了站队开始拼命攻击韩忠彦,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
韩忠彦罢相贬官给了曾布机会,让他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首相位置。曾布做了首相,翰林学士蔡京递补进入宰执做了副宰相,两位老早就互相看不顺眼的政治对手同列中书,斗争一触即发。
蔡京先出手了,亲自上疏弹劾首相曾布假公济私,提拔亲家陈祐甫任户部尚书。徽宗看了奏疏之后找来曾布询问,曾布一听说是蔡京弹劾了自己非常愤怒,据理力争提拔陈祐甫是出于公心。
也许是被蔡京抢了先手不痛快,曾布越辩解越激动,激动到最后谏官们都纷纷斥责他,陛下面前安得失礼。
想当年向太后主持诸王pk时,章惇也曾争论过,被曾布怒斥一切听太后安排,如今轮到自己在朝堂上被怒斥,不知曾布是何感想。
徽宗没有说什么,直接宣布退朝,不问了也不追究了。但朝廷上的风向就是瞬息万变,所有人都知道曾布失势了,谏官们再一次一拥而上弹劾曾布,任人唯亲的、有失礼仪的、什么问题都列出来了。
自知已无法立足的曾布只有自请外放,崇年元年六月,仅担任了一个月首相的曾布被贬官外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曾布走后,蔡京接任了右仆射,由于左仆射职位长期空缺,蔡京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独相”,紧接着又升任左仆射,登上了权力巅峰。
徽宗提拔蔡京毕竟是为了新法,为了再次全力贯彻新法,在蔡京的主导下,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的一套做法,建立新的组织机构“讲议司”,凡朝中大事即使不属新法实施范畴的,也全部由讲议司决策方可实施。
当年王安石变法,只是有关新法才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主责,其他有关礼乐、军事、外交等等仍然由原部门管理。蔡京倒好,通过建立新的组织架构全面吸收党羽,是我的人就安排进讲议司,不是我的人全部束之高阁。
正规的程序被搁置,所有政令统一由讲议司颁布,讲议司就这样将原政府机构架空,把所有发号施令的人变成了自己的党羽。
矫枉必须过正,为了迎合徽宗的新法思想,蔡京开始了对哲宗朝绍圣政策的全面恢复,但恢复新法之前,蔡京先开始了一轮大清洗。
崇宁元年九月,在蔡京的主持下,统计了截止至哲宗元符三年以前所有官员按照正邪分为两类,每类在按照官阶高低和影响大小分为上、中、下三档。
正的就不说了,都是蔡京的同党,邪党共五百多人,包含了全部旧党官员,这其中邪上档可谓全明星阵容,包含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韩忠彦、曾布、苏辙、苏轼等等一大批曾经的高级官员。
已去世的人再次追贬,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等人都被追贬,还在世的人给予宋朝传统贬官“礼遇”-一贬再贬,曾布就被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了岭南贺州。
由于当年旧党在元祐年间复辟,故此次被认定的邪党又称元佑党。为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朝廷打击元佑党的决心,在蔡京的建议下,朝廷又在皇宫端礼门前树立了一块石碑,将邪上档全部和邪中档一部分官员可在石碑上,以儆效尤。
斩草必须除根,为了彻底扑灭旧党的残余势力,蔡京在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之间三次盘点增补元祐党人,并安排全国各个州县自行篆刻元祐党人碑,誓要把旧党永远的刻到耻辱柱上。
说来也是讽刺,后来北宋灭国,蔡京搞得这出****成了旧党们的军功章,大臣们纷纷以名列元祐党人碑为荣,尤其是到了南宋,谁要是元祐党人后裔,那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荣耀。
实际上,到了哲宗元祐年间,虽然司马光尽废新法,但除了司马光文彦博以外的旧党们对国家经济形势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如范纯仁苏辙就曾再三劝说司马光不要尽废新法,力主保留免役法等部分新法。蔡京对旧党的打击说是为了恢复新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已。
在蔡京给旧党的罗织的众多罪名中,有一项罪名非常耐人寻味,说是旧党主张放弃湟州、鄯州,导致国土沦陷,丧权辱国。
说来这事儿还要追溯到徽宗刚即位时候,西北动荡,熙河路宋军刚刚占领的湟州、鄯州遭到吐蕃袭击,旧党建议放弃两州退回熙河路,经向太后同意,熙河路宋军全面撤出两州,最终两州落入吐蕃部落。
要知道,神宗当年的梦想就是尽复汉唐旧疆,可旧党倒好,土地白白让出去,这让皇帝的脸面往哪儿搁?徽宗虽然喜欢奢侈享乐,但尊严还是有的,既然旧党已经打倒,那么也该重启西北的军事行动了,当年丢掉的国土必须要夺回来。
既然要打仗,首先就得选用合适的主帅,西北最能打的当属名将章楶,但到了崇宁年间章楶已经病逝。最终在蔡京的推荐下,宋军派出两路大军收复之前丢掉的湟州和鄯州,一路大军主帅为岷州主将高永年,另一路大军两位主帅分别是名将王韶之子王厚和宦官童贯。
西北两路大军三名主帅,其中高永年和王厚都是早先就身经百战的将领,但莫名其妙插进来个童贯,怎么看怎么别扭。况且两路大军三名主帅,按照宋朝的传统艺能,肯定又是无休无止的内讧,仿佛战斗还未打响此战就已注定要输。
然而事实证明西北这场仗能打赢,还真多亏了童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