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内讧（2 / 2）

在宋史里，吕惠卿是被放在《奸臣传》中的，被打成奸臣不是因为改革变法政治斗争得罪旧党，而是吕惠卿这个人品行真的不行。

吕惠卿的小舅子叫方希觉，学习不行考不中进士又想当官，吕惠卿就托关系给他跑了个官。接着又利用权势给方希觉揽功帮他升迁，帮他打击竞争对手，搞得方希觉任职当地乌烟瘴气。

吕惠卿的舅舅郑膺在老家侵占老百姓田产，当地的提刑查办郑膺，结果中途被吕惠卿安排调走，接着又给这名提刑罗织罪名贬官。

吕惠卿的另一名小舅子叫方希益，任职大理寺负责给罪犯判刑。结果判错了案子冤杀了人，吕惠卿又找人伪造档案证据给被杀的人制造罪名，最终帮方希益摆平的渎职行为。

像上面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还有很多，全部证据确凿。王安石不在时吕惠卿把持朝政弹劾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王安石回来后，所有弹劾吕惠卿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送到中书和神宗跟前。

吕惠卿这下实在扛不住了，再不辞职谏官们的实锤非要把他锤死。终于在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罢相离京。

如果说吕惠卿的罢相贬谪还在王安石可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接下来章惇的贬谪离京就意味着新党的分崩离析，即使王安石也难以阻止了。

就在吕惠卿被贬之后，御史中丞邓绾上梳弹劾三司使章惇，说章惇是吕惠卿同党，吕惠卿做的那些坏事很多章惇也有参与，现在首恶吕惠卿已经被罢相，从犯章惇也应该处理。

邓绾的突然发难令王安石措手不及，吕惠卿自王安石回朝以来心态变化王安石看在眼里，知道已经不能再信任，可章惇仍然是新党的骨干，而且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工作一直尽职尽责。

章惇如果被弹劾贬谪，新法的推行将大大受阻，毕竟新法的核心在于理财，而章惇就是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作为熙宁变法的临时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新法条文全部出台后，熙宁四年已经撤销，帝国经济管理重新回到三司。曾布倒戈反对新法后，正是由于章惇紧急赴任才使得三司工作平稳有序过渡，没有对新法造成影响。

其实章惇被弹劾并不稀罕，新法的骨干成员就没少被弹劾过，但问题就出在弹劾他的御史中丞邓绾身上，因为这位邓绾是新党官员。

与吕惠卿一样，邓绾也是通过“自荐”的方式认识的王安石，当初在地方上上梳赞同新法，进京述职时见到王安石陈述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受到王安石赞同，后来在王安石的安排下进入司农寺工作，负责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的执行。

奸臣一般能力都很强，邓绾也是这样，在司农寺工作的几年政绩卓然被连续提拔，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已经做到了御史中丞的官职。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主持朝政，邓绾就巴结吕惠卿，王安石回朝之后邓绾觉得吕惠卿要失势，于是主动上梳弹劾吕惠卿。吕惠卿被罢官之后，邓绾觉得还不够，要把吕惠卿的同党章惇也弹劾罢官。

鉴于吕惠卿名声实在太臭，被牵连进去的章惇实在颜面无光，只好主动请辞罢官离京。

但是邓绾可能忘了，无论是吕惠卿还是章惇甚至于他自己，原本是应该团结在王安石身边一心推行新法的，虽然吕惠卿思想抛锚被赶出朝廷，可他与章惇并不存在吕惠卿那种私德问题，怎么就起了内讧了呢？

叛徒总是不招人待见的，就在章惇被贬不久后，御史中丞邓绾也被罢了官，贬出了开封。

回京不到半年时间，副宰相吕惠卿、三司使章惇、御史中丞邓绾这些新党的高级官员因为内讧纷纷遭贬，连续的变故让王安石疲惫不堪，逐渐萌生了去意。王安石并非一个没有追求的人，熙宁八年的神宗已经近而立之年，在上一次王安石罢相期间，新法的所有推行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眼见自己的改革成果后继有人，也该急流勇退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想急流勇退，但吕惠卿却想把王安石扫地出门。

熙宁九年六月，已经被贬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吕惠卿上梳，弹劾王安石和邓绾非法结交，原因是之前邓绾多次弹劾的行文与中书的敕令如出一辙，很有可能存在串通行为。

在宋朝，宰执班子与谏官班子是有回避的制度的，谏官的设计之初最大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专权，所以二者绝不能存在私交，不管是东府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还是西府的枢密使、枢密副使，统统都不行。

吕惠卿一上梳，神宗马上安排调查，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邓绾的奏疏与中书的敕令存在大量相似的行文措辞。

换句话说，不是邓绾抄袭王安石就是王安石抄袭邓绾。

邓绾是御史中丞，是谏官老大，如果谏官老大跟宰相勾结，那皇帝还怎么控制朝政？

神宗把吕惠卿的弹劾拿给王安石，问他什么情况，王安石完全不知情，但当王安石看到邓绾奏疏里出现的大量熟悉的行文后便大概猜到了一二，回到家里一问，原来儿子王雱一向厌恶吕惠卿，吕惠卿被弹劾时，王雱想一次性把吕惠卿罪状都放出来，于是就把中书的很多文件拿给亲信练亨甫和吕嘉问两个人，让两人向御史中丞邓绾通风报信，弹劾吕惠卿。

邓绾也是蠢，文件拿出来哪怕你换个说法，现在自媒体抄袭都讲究洗稿，学生写论文到最后也要降重，结果邓绾就采用了最原始作死的方法，原文照抄，弹劾了吕惠卿。

得知原委的王安石把儿子大骂了一顿，然后赶紧回去给神宗请罪，神宗倒也没怪王安石，这次风波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去。

王安石以为事情过去了，可接下来的发展又超出了他的预料。儿子王雱被王安石大骂了一顿后一病不起，接着背上生疮，再接着病情恶化，病死了。

一通怒骂把儿子骂死了，王安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悲伤中。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雱从小跟着王安石长大，父子俩感情很深。也许是爱子心切，王安石对王雱的教育并不是很到位，史书记载，王雱彪悍阴刻，狂妄不羁，还小心眼儿，新法过程中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旧党采取冷处理，只要不干预新法推行一律不理睬。王雱却主张党同伐异，特别是旧党的代表人物韩琦富弼等人，要斩首示众才能震慑天下。

小心眼儿的王雱在父亲的溺爱之下读书学习，考中进士，进入馆阁，甚至成为太子的老师，可一直到王雱三十多了还是那么狂妄刻薄，吕惠卿已经失势了，又何必跳出来踩一脚？

稚嫩的王雱只想要打击政敌，却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没有王安石的保护，王雱在残酷的官场权谋戏里上活不过一集。

饶是儿子再怎么不好，那也是父亲的心头肉，王雱的死给王安石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丧事过后，王安石再一次上梳请辞，神宗也明白王安石已经身心俱疲，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安石罢相。

熙宁九年十月，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再次回到江宁府，从熙宁元年离开江宁进京主政，到八年后罢相回到江宁，王安石用短短八年时间，完全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命运。

后世一提起王安石变法，第一个印象就是变法失败了，其实这都是仅仅从王安石个人际遇和后来新党官员的贬谪来看的，拔高格局，从整个国家的视角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极为成功。

通过实行新法，北宋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了巨额的财富，之前我们讲过仁宗朝英宗朝时期北宋年收入6多万贯钱而且已经入不敷出，变法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改观，即使后来经过对夏战争的大量消耗，到了哲宗朝时期，地方上的仓库、坊场堆积的钱粮仍然超过了5万贯，加上中央府库中钱粮总计超过了1亿贯，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不客气的说，要不是熙宁变法攒下来的这些钱，就凭后来宋徽宗那股折腾劲儿，艮岳花石纲可劲儿的造，都不用金兵打过来，国家老早就破产重组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为了刺激经济恢复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建立大规模的农业信贷公司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收获后还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访华期间曾提起过，中国古代的青苗法就是农业贷款的雏形，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和国家行政力量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归根到底还是在模仿青苗法。

想改革，王安石就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王安石一生政绩出色位极人臣，但就是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相公，却只有一个妻子，这在封建社会是很罕见的。王安石早年担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曾经给王安石买过一个侍妾，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王安石很纳闷，就问姑娘怎么到家里的，侍妾回答夫人把自己买来伺候大人的。

王安石仔细盘问，得知了侍妾丈夫本是军人，由于押船运送军马时翻了船，损失了大量军马需要赔，但是小两口把全家都抵出去了仍然还差九十万钱，侍妾无奈只好卖身救夫。

王安石吩咐侍妾把丈夫叫来，告诉两人侍妾不用在家里伺候他了，并让家里人取了九十万钱送给小两口，嘱咐小两口回去好好过日子。

不爱财不好色的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后，开始了一种极为闲散的生活，为了避开市井喧嚣，他在钟山下辟了一块园子号称“半山园”隐居起来，每天出门骑一头驴子，揣几块饼子，驴子给他驼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饿了就吃饼，人吃饼，驴子也吃饼。

王安石在江宁整整隐居十年，这十年里他不问世事，又屡屡婉拒朝廷的封赏，在他离开朝廷之后的神宗元丰年间，一切都是按照熙宁变法时期的法度执行，从这个角度上讲，王安石完全称得上是功成身退，即使罢相了也没留遗憾。

政治上没有遗憾，感情上却异常悲凉，王雱死后，王安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晚年居住在半山园中，曾有一夜梦见王雱身负枷锁如同囚犯，王安石梦醒之后再次悲从中来，将半山园改为寺庙，只求能为儿子多一份功德。

由于担任宰相期间非常固执，当时同僚们给王安石起了个外号叫“拗相公”，哲宗即位的元祐元年（公元186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为大宋斗转星移、扭转乾坤后，拗相公终于谢幕。

有宋一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心血，现在，他要去另一个世界与儿子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