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奏启（1 / 1）
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自此以后，凡是陈述政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的；事、提出典制礼仪、报告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都被称之为“奏”。
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的文风却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薄;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策上缺少恩德，从中已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从汉代以后，“奏”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其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得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些作品就可以说是已经懂得写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
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这些上疏都写得渊博典雅。
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出现，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都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国的道理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了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巯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晰通畅为首。期间所表达的内容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至于揭发检举罪行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清理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掌管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该磨炼他的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生风、纸上结霜那样有说服力。
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就是如实列举其罪行的;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阴险的人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因为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
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影响，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到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坏人，说要把这种人扔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把对方比作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札》、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有所避免呢？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竟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不太公正。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手段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主要意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的这个意思。西汉最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
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迷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必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说言”。所谓“说”，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了，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说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位能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之术，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那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有事实作依据的，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总之，要整顿必须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然立意应该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