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一·二八（2 / 2）

“这是日本的迫击炮的声音。”我回答道。

梅姨接过我背上的秋秋，抱了抱被吓着了的孝明。

“不是说我们的军队都撤出上海了吗？不说都不打了吗？怎么还打起来了？”梅姨尖声说道。

“妇人之见，那是日本人的枪炮声先响起来的，是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

杨廷鹤也被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吵醒，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立仁最近一直在淞沪司令部值班，他的确在家里提起过，叫我们最近出入租界要小心，最近中方和日方闹得沸沸扬扬，可谁曾想到，中日双方真的打了起来。

期间，立仁打来了电话。

“父亲，梅姨，可夫，租界里应该还算安全，你们尽量不要出去。”

“目前，前面的形势还不是特别明朗，大家都要小心！”

战事意味着伤亡，不管是对战士还是平民，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立仁在他无声的战线上战斗着，而我则是在学校一线做我的贡献。

震旦大学的师生组织了战地医院，由徐教授担任院长。

由于我曾经的个人经历，我成为了伤兵部的副主任。

学校将医学院的大礼堂改造成了第二十八后方伤兵医院，免费救治伤兵与受伤的平民。

战争的第二天，2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附近，顿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无数。

震旦大学的学生们，一个个抬着担架，穿梭于炮火中，将伤员运到了各大医院中。

我们这个临时的医院也收治了1多名伤员，大家忙碌了一天，总算将大部分的伤员救治完毕。

“伤兵一下子多了好多，而且日本人无差别的轰炸、投弹，好多平民都受了伤。”

晚上，我回到家中吃饭的时候，与父亲还有梅姨说起了这个事情。

“理论上，双方都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我们的兵力是人家的好几倍，日本人的部队也都是武装日侨为主。”

我十分担忧的感慨道：“但是日本人武器太先进了，整体推进得非常快，昨天凌晨一下子就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19路军今天下午才夺回来，勉强把他们封锁在日租界。”

“听说，校长也派人在劝19路军军长，也在同英美人说要‘调停’。”

“父亲，梅姨，我和立仁商量着，你们要不趁着这个时机，带着孩子们，尽快去南京吧。”

战事紧迫，当天凌晨，我和立仁将一家人，都送上了火车。

“你确定不去南京吗？明天可能是最后一班火车了。”立仁在回去的路上问我。

“你不是也没走吗？”

我们的手紧握着，心也彼此依靠在一起。

在日军不断增兵，校长多次拒绝增兵的情况下，再加之财政艰难，刚开始一片乐观的局面，急转直下，19路军打得愈发艰难。

学校的医院由于药品的缺少还有上级的命令，不得不强行解散，学校也暂时停课。

由于我还保留着军籍、党籍，又会发报，就和立仁一起转到了地下，承担着联系19路军和不得不来增援的5路军的发报工作。

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赢得了几次胜利。

然而，在艰苦奋战了一个多月后，3月初，淞沪守军防线被日军从侧翼突破，上海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