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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祐二十五年夏天,攸侯雍下令重新划定大邑商的氏族。
之前宗祐帝敕定宗姓,等于建立起双姓制度——“宗”表示父系传承,“姓”表示母系传承。
本来,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拥有氏名,更别说是姓了。
然而攸雍非常清楚,随着大邑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自己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政道,最大的弱点逐渐浮现——
当初他为了直接掌握奄阳以及攸原的基层人口,越过血缘氏族的架构而构建“户—里—坊制度”,如今这个制度已经逼近它的操作极限!
具体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症结是以下三点:
第一,很多人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名,只有自己的私名。攸雍改制之前,如果要定位到具体某个人,只能先跟这个氏族的族长打交道,然后再由族长透过血缘纽带,一层层地往下找!
换句话说,周人统治华夏之后所建立的宗法制以及分封制,不过是把既有的血缘氏族架构,来一个系统化和建制化而已,国君对于基层民众的有效统治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文乙和武辛时期的大邑商。
文乙和武辛,按照雷翰晨那个时空的说法就是帝乙和帝辛。
由于二十多年前的攸雍改制,商族人的日名制度有所修改,历代先君一律追尊帝号,为了不出现“帝帝乙”以及“帝帝辛”这类贻笑大方的名称,于是改称为文乙、武辛。
身为气运之子,攸雍的见识,是超越这个时代自身而向雷翰晨本人趋近的。既然要直接掌握基层人口,那么大规模的赐姓命氏,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早晚都要做,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做?
第二,东迁至今三十余年,大邑商的社会生态已经出现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甲骨文字,虽然富于艺术感,学习难度实在不低——对于七夷和六夷来说,尤为困难,而且字库太少,早就不堪使用。
第三,大邑商如今还没有一种轻便价廉的书写材料,光靠木简、帛书记录户籍以及进出城门的次数和时间,同样是越来越费劲。
在攸雍看来,后面那两个技术问题,他只需要让底下的商族工匠和夷匠们想办法,至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的修改,就必须由他本人亲自执行。
这个时候的大邑商,并不存在姓氏合流的情况。按照商族人的集体心理,姓属于万世不易的家族标记,至于氏,却是能够因时因地而制宜的。
攸雍正是基于这一点,首先筹划出宗姓制度。
?(luè宗以及卣(you宗,是按照父系来传承的姓氏,他们组成整个大邑商最尊贵的阶层。
包括条氏在内的殷民十一族,则定为娀(song姓。虽然这是按照母系而传承的姓氏,然而商族人,尤其之前聚居在暮歌的旧殷民们,大多是采取族内婚,因此他们身为次一等的尊贵阶层,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公在私,牟颇都属于攸雍的友人,因此赢姓的地位,只是比娀(song姓稍微低一点点,而娵(ju姓的混血儿们,则又稍逊于赢姓。
姒(si、妘(yun、妫(gui、姞(ji、妊(rèn,这五个古姓的获赐对象都是臣服于大邑商的夷人,论阶层地位,自然属于最低的一批。
说到底,两宗八姓之间,彼此显然是要分出个高低的。否则攸雍就不可能安抚住商族人,让他们慢慢消化这个由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