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611 我李洛，不能让千万男儿没老婆！（1 / 2）
马致远念完对牟巘等人的授官敕令，又拿出第二道文书，却是一道诏旨。
“唐王诏旨！诏曰：先，朱温以宣武篡立，前唐倾覆，而后梁遂立。开五代篡频之恶，后多效之，以致汉家衰败，契丹趁间，两宋孱弱，肇始者温也。”
“温无道，立国十余年而亡亦。寡人观五代政治，尤以朱梁暴虐尤甚，惨不堪言，令人发指。而温更以乱人伦之礼，得由其子弑之，遂至沦亡。古来帝王家室之祸，莫过此也。”
“此辈枭虎豺狼之辈，悖逆无道之属，集恶于一身，失德于天下，遗毒数百年，岂能为帝乎！后梁者，正统何在焉？”
“今，改五代为四代，废后梁之名，以宣武逆藩代之。另，废朱温帝号，以朱逆代之，废棋陵号，庙号，谥号…”
群臣听到针对数百年前的朱温如此严厉的处置，不禁心中凛然。
大王这是压根不承认后梁是朝代，更不认朱温是梁太祖了。而且把五代篡位频繁，导致中原元气大伤，造成契丹南侵，两宋孱弱的原因，归咎到朱温身上。
朱温冤枉么？
似乎有些冤枉。但仔细一想，他们也觉得不冤枉。
五代篡位叛乱如此频繁，起码朱温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这也使得宋匡胤兄弟矫枉过正，压制武人，导致军力孱弱。
但是吧，这么大的责任，朱温根本当不起，充其量只有部分责任而已。可是因为此人人品太差，私德太坏，也没有人同情他。
谁教大王是李唐后裔呢？怪就怪朱温运气不好。
可笑那朱温死后数百年，皇帝的头衔一下子被撸掉了。
马致远继续念道：“重印《五代史》，《资治通鉴》，五代皆改为四代。宣武逆藩之年号，亦废之，改为哀宗天佑年号。钦此！”
好嘛，后梁硬生生没了。
文天祥和郑思肖等人觉得不太妥当。毕竟后梁的确存在，怎么能一道诏书就抹除？这可不是小事啊。
不过，考虑到大王的身份，他们也无法劝谏，因为这妨碍了孝道。
李洛看到群臣没有反对，对自己的骚操作很是满意。这一道诏书公布，他的陇西李氏出身，和李唐后裔的身份，就实锤了。
可李洛的骚操作还没结束。
马致远又开始宣读第三份诏书：
“唐王诏旨！曰：大唐以道治天下，以士行其事。士者有四，曰文士，曰武士，曰理士，曰道士。”
意思是，大唐以大道治理天下，用士子来执行。士子分为文士，武士，理士，道士。
这就把武士，理士，道士提高到和文士一样的地位了。
武士不用说，自古都有。道士嘛，现在唐国人也不陌生，就是各级道庙的道官。可理士是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
却听马致远继续宣读道：“文士者，研习经史子集，人文艺术，文明教化。武士，研习军事武技，战术战略。理士，研修自然之道，数理之奇，匠造之巧。道士，研习道经，弘扬大道，布道天下，凝聚华夏民心。”
这一下，众人都明白了。原来，那些匠师就属于理士了。
李洛搞出来的的理士，其实就是科学家工程师。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这道诏书，是他和崔秀宁很早就捣鼓出来的，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宣布而已。理士，完全就是一个新事物，而且对旧文人挑战很大，趁着刚刚监国阻止最小，李洛决定拿出来。
很显然，这四种士子的从业方向，也是有所安排。
文士，其实也不是传统的儒士了。李洛的诏书中说，研究经史子集，人文艺术，文明教化的，属于文士。
瞧，多了一个“人文艺术”的新词汇。
也就是说，不光儒士属于文士，就是一个剧作家，一个音乐家，也是文士！
李洛的文士，其实就是后世的人文科学从业者。
文士用来搞教化，繁荣艺术文化。武士就是从军从警，保家卫国。理士负责自然格物研究和制造技术，道士就是用来祭祀传道，统一华夏思想民心，抵御异教的侵蚀。
各司其职，相互影响促进。李洛还是在用士子治国，但他的士，已经不同了。
接着又是第四道诏书：“…颁布刊行《大道论》，凡士，皆研读之…”
道家思想偏理科，哲学思辨性更强，用来替换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再好不过。不过唐国的道家其实也是新道家，融合了儒家。
经过郑思肖的努力，纳儒为道的理论体系已经全部建立起来。郑思肖的《大道论》中明确提出，儒乃是天地大道的分支，属于人之道。所以儒士，也是道家信士。
大道论认为，天地大道包括理之道（自然科学和人之道（人文道德。
理之道包括物道，数道，医道，匠道，农道等；人之道又包括君道，臣道，武道，民道。
总结是，天地大道就是昊天上帝意志决定的真理，任何人都能顺应大道，都应该顺应各自的道。
文天祥也看过《大道论》。他的理解是，大王其实是在复古改良，将先秦时代的百家思想，存其精华去其糟柏，然后融会贯通为一，再以道家之名提纲挈领。
当真是千古未闻的神来之笔。用来凝聚人心，教化天下，治国理政，那是再好不过了。
百家皆为我所用啊！大王之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李洛看过《大道论》，觉得逻辑上推理极严，没有漏洞，准备下诏刊印，发行天下。
这几十年，经过金亡宋灭，蒙元逞凶，儒家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现在是儒家最虚弱，最自卑的时候，一部《大道论》轰出，将如同春雷一般震撼人心，一扫颓势。
趁虚而入，取而代之，行思想革命之伟业！
李洛觉得《大道论》以后世的眼光看，将唯物和唯心有机结合起来了，就如同道家的阴阳八卦，并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将两者对立起来。
在李洛和崔秀宁的指导下，《大道论》总结改良了华夏文化，是华夏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李洛君臣不知道的是，《大道论》不但将来成为整个东方的统治思想，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让华夏文明始终保持了绝对领先。
郑思肖也由此成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
第五道诏书，才开始涉及到实际政事，叫《积肥令》。
世界各国古代农耕民族，皆重视粪肥和草木灰肥。可问题是没有严密的管理，不但造成粪便污染，还造成大量的粪便浪费。
比如此时，乡村甚至城中人畜随处便溺的现象处处可见，不但很不卫生，也让人畜粪便大量浪费。
同时，古代沤肥手段不好，没有经过发酵处理，效果也打了折扣。（以上内容不知对否
倘若能有效治理，不但能美化环境，还能使得亩产增加。保守估计，也能增加一成粮食。
李洛似乎记得，后世中国曾经推广过积肥沤肥，大概内容他不太清楚。但他相信肯定有人知道怎么做。
《积肥令》事关国家大计，本身不奇怪。可让百官意外的是，《积肥令》还有一个附加内容，就是广修公用茅厕。
古代是有公厕的。就是《周礼》和《墨子》这么古老的书，也提到了公厕。可以说，华夏是最早有公厕的国度。
可问题是，公厕太少了。这也是导致乡村城池到处大小便的原因。
为何？是古人傻？
非也。
因为古代是土司私有制。公厕占用的土地，算谁的？要知道，公厕所在，秽气冲鼻，苍蝇又多，影响的不仅仅是茅房所占的面积。
比如临安城，这么大的城池这么多人，总共有多少公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