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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客6(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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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1年底,户里陆续被选调走的,和因病回去的同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还有个女同学刚来半年就嫁给了队长的儿子,到现在,儿子都能满地跑了,而且肚子里又怀上了,小日子过得那叫红火!在这里算是彻底安家了,而且亲家走动频繁,老蒋每年得去天津两趟。这些留下来的同学,眼看着户里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十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半的这些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当初的那些誓言全忘到脑后了。

1972年的春节又快要到了,分完了红,这些同学都早早地买了车票,准备回家了。那个大家熟悉的邮递员来了,给大家送来了家信,大家都兴奋的看着自己爸妈的来信,突然间,有人听到了从男生宿舍里传来的哭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涌向那间屋子,挤在门外,想探个究竟,可是哭声又没有了,紧接着又听到关长林大笑起来,笑的好像有些慎得慌,吓人,而且嘴里还大喊着:“我爸爸落实政策啦!我爸爸落实政策啦!”只见他喊了两声之后,又哭了起来,哭得是那么的伤心,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坏了,关长林疯了!”关长林四年前随堂哥来的时候后才十五,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他是户里年龄最小的,现在他的堂哥已经参军走了,他的堂姐走了进来,对他说:“长林,怎么啦?有嘛事儿?”她走到弟弟跟前,拿起那封信,看后说道:“这是好事儿,长林别哭了,过几天咱就回家了,哭嘛呀,洗洗脸,一会儿就吃饭了。”姐姐看着弟弟那张目光呆滞的脸安慰着。

各家的大人们听说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选调走了,也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着急了,听说蒋队长到天津看亲家,有心机的家长都纷纷请老蒋到家里吃饭喝酒、送礼,老蒋临走的时候,各家送的大包小包的好东西都拿不了,从此,老蒋抽的烟、喝的酒都不用自己买了,而且还都是好烟好酒。甚至于玮的老爸还给老蒋买了车票,跟着老蒋一起回来了。于贵良是天津一个大厂的采购员,见过世面,到了村里,吃住都在老蒋的家里,每天都陪着老蒋喝酒,在他的心里,和老蒋的关系最重要,所谓的关系就是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对老蒋说:“蒋队长,您是土改干部,您的能力可不比陈永贵差呀!有您在这,我把孩子交给您就放心了。”老蒋说:“有我在这,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要是下次再有选调任务,就是有一个名额我得让于玮先走。”有了蒋队长的保票,老于回天津了,可是回到天津就觉得身上痒痒,他想起孩子说过,只要到老乡家里睡过觉,身上肯定会长虱子,农村人谁洗澡啊?想到这,老于回到家里,拿上要换的衣服去澡堂子了。

1972年的八月份,新的选调任务还真的来了,这回是要大批的同学去上大学,有吉林医学院,有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有东北林学院,还有武汉钢铁学院,学校太多了,而且竟然还有天津幼儿师范学校,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学,可是回家了呀。学校这么多,可让谁去呢?公社的顾书记说:“要进行文化考核,结合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谁优秀,谁有能力,谁去上学,这样公平,这也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老于接到儿子的来信,立马又从天津赶了过来,给老蒋带的又是烟又是酒,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面对这么多的大学,蒋队长对于贵良说:“这么多的大学,您给儿子选一个吧。”老于说:“我看还是让他去吉林工业大学学工吧。”

同学们听说要进行文化考试,又叫家里把那些学过的各科课本都寄来了,紧张的复习功课开始了。可是初中的同学没学过高中的课程啊,有的还是初一初二的,连初中都没念完,怎么参加考试啊?只能从矬子里拔大个儿,这一次又走了二十来个,最后,户里只剩下了四个同学,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当初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安家费,队里又给这些知青盖了五间新房,中间是做饭的灶房,一进门是一边一口大锅,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可是四间新房里只有四个人住,可到清静,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了。

青纱帐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地已经产了三遍,挂锄了,蒋队长望着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摇摆的红高粱头,还有这秋风中跌宕起伏的金黄色的谷浪,心里想: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妹妹朱小玲带着郑爽,来到了离村子三十多里地的哥哥朱小杨的户里看哥哥,她告诉哥哥:“我们户里的同学都选调上大学去了,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除了我们俩,还有两个男生。”朱小杨说:“我们户里也走了不少,不过没有你们户里走的多,你们户里高中的多,离公社又近,顾书记跟你们也熟,你不是说过,那年顾书记大年三十都没回家,是在你们户里过的吗,顾书记对你们有感情啊,再说,你们户里的人年龄确实大,你说怎么办啊,就得先让他们先走啊。”小妹说:“你不也是高三的吗?你怎么没走啊?你比他们差哪啦?”哥哥说:“我们公社和你们公社不一样,再说我们村子离公社也远,人家不是说咱爸有问题吗?”小妹说:“咱爸有问题,咱就得永远在农村待着啦?”哥哥辩解说:“当初咱们出来的时候,谁想回去了?这你都忘啦?”吃完中午饭,哥哥说:“下午我还得给人家帮工,你回去吧,你身上还有钱吗?”小玲说:“我有钱,再说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妹妹走了,朱小杨又去帮人家盖房子去了。农民家里要是有什么活,都愿意找知青帮忙,因为这里没有人情的事儿,就是请几个知青吃饭就行了,也不用还工分,知青干活还不偷懒,实打实地干,再说,朱小杨还有一手好木匠活。老褚家有四个儿子,只有小儿子还在念中学,劳力多家里就富裕,可是每个儿子都得娶媳妇,朱小杨现在帮老褚家盖的房子,就是老褚头儿准备给二儿子娶媳妇的。歇气儿的时候,老褚头儿问朱小杨:“你们户里已经走了这么多人了,你也得会来点事儿,光实在不行啊,你又比他们都大,你今年都二十六了吧?在我们这儿,孩子都该上学了,你还是光棍儿一个呢!再说,你们户里不是也有女生吗?你就不能也找一个?我可看见你们知青有不少人都有对像了,岁数大的就剩下你一个了,要不我给你在我们村里找一个?要不你看上谁家的闺女了就跟我说,我和老伴儿给你当媒人。”朱小杨不说话,只是傻笑,半天才说:“这大事儿我得和我爸妈商量,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爸妈还指望我给他们养老呢。”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但是,村民们再也看不见知青在时的热闹情景了,前几年这些知青在的时候,各家的大人和孩子每年光剃头钱就省了多少啊。谁家的柴禾要是不够烧,一句话,几个知青就来了,在几十里地外的大草甸子上,捡上两三个小时的牛粪,就是一大车,够烧几个月的。尤其是老孙家,村民们都说:孙满堂算是借了知青的光了,要不他还能活到现在?为了安抚剩下的四名知青的情绪,队里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两个当了村里的临时民办小学老师,一个调到公社帮忙,朱小玲在大队当了办事员,总之,都不下地干活了。

很快,又是一年过去了,1973年的八月份又到了,这是大学里第二年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了,这次只有朱小玲去了吉林医学院读书去了,读的专业是临床医学,而其余三个人,不分男女,都去了乎林河煤矿,这个四十人的集体户没有了,大队给他们盖的新房空空如也,成了大队办公的地方。待续

到1971年底,户里陆续被选调走的,和因病回去的同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还有个女同学刚来半年就嫁给了队长的儿子,到现在,儿子都能满地跑了,而且肚子里又怀上了,小日子过得那叫红火!在这里算是彻底安家了,而且亲家走动频繁,老蒋每年得去天津两趟。这些留下来的同学,眼看着户里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十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半的这些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当初的那些誓言全忘到脑后了。

1972年的春节又快要到了,分完了红,这些同学都早早地买了车票,准备回家了。那个大家熟悉的邮递员来了,给大家送来了家信,大家都兴奋的看着自己爸妈的来信,突然间,有人听到了从男生宿舍里传来的哭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涌向那间屋子,挤在门外,想探个究竟,可是哭声又没有了,紧接着又听到关长林大笑起来,笑的好像有些慎得慌,吓人,而且嘴里还大喊着:“我爸爸落实政策啦!我爸爸落实政策啦!”只见他喊了两声之后,又哭了起来,哭得是那么的伤心,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坏了,关长林疯了!”关长林四年前随堂哥来的时候后才十五,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他是户里年龄最小的,现在他的堂哥已经参军走了,他的堂姐走了进来,对他说:“长林,怎么啦?有嘛事儿?”她走到弟弟跟前,拿起那封信,看后说道:“这是好事儿,长林别哭了,过几天咱就回家了,哭嘛呀,洗洗脸,一会儿就吃饭了。”姐姐看着弟弟那张目光呆滞的脸安慰着。

各家的大人们听说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选调走了,也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着急了,听说蒋队长到天津看亲家,有心机的家长都纷纷请老蒋到家里吃饭喝酒、送礼,老蒋临走的时候,各家送的大包小包的好东西都拿不了,从此,老蒋抽的烟、喝的酒都不用自己买了,而且还都是好烟好酒。甚至于玮的老爸还给老蒋买了车票,跟着老蒋一起回来了。于贵良是天津一个大厂的采购员,见过世面,到了村里,吃住都在老蒋的家里,每天都陪着老蒋喝酒,在他的心里,和老蒋的关系最重要,所谓的关系就是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对老蒋说:“蒋队长,您是土改干部,您的能力可不比陈永贵差呀!有您在这,我把孩子交给您就放心了。”老蒋说:“有我在这,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要是下次再有选调任务,就是有一个名额我得让于玮先走。”有了蒋队长的保票,老于回天津了,可是回到天津就觉得身上痒痒,他想起孩子说过,只要到老乡家里睡过觉,身上肯定会长虱子,农村人谁洗澡啊?想到这,老于回到家里,拿上要换的衣服去澡堂子了。

1972年的八月份,新的选调任务还真的来了,这回是要大批的同学去上大学,有吉林医学院,有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有东北林学院,还有武汉钢铁学院,学校太多了,而且竟然还有天津幼儿师范学校,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学,可是回家了呀。学校这么多,可让谁去呢?公社的顾书记说:“要进行文化考核,结合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谁优秀,谁有能力,谁去上学,这样公平,这也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老于接到儿子的来信,立马又从天津赶了过来,给老蒋带的又是烟又是酒,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面对这么多的大学,蒋队长对于贵良说:“这么多的大学,您给儿子选一个吧。”老于说:“我看还是让他去吉林工业大学学工吧。”

同学们听说要进行文化考试,又叫家里把那些学过的各科课本都寄来了,紧张的复习功课开始了。可是初中的同学没学过高中的课程啊,有的还是初一初二的,连初中都没念完,怎么参加考试啊?只能从矬子里拔大个儿,这一次又走了二十来个,最后,户里只剩下了四个同学,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当初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安家费,队里又给这些知青盖了五间新房,中间是做饭的灶房,一进门是一边一口大锅,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可是四间新房里只有四个人住,可到清静,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了。

青纱帐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地已经产了三遍,挂锄了,蒋队长望着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摇摆的红高粱头,还有这秋风中跌宕起伏的金黄色的谷浪,心里想: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妹妹朱小玲带着郑爽,来到了离村子三十多里地的哥哥朱小杨的户里看哥哥,她告诉哥哥:“我们户里的同学都选调上大学去了,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除了我们俩,还有两个男生。”朱小杨说:“我们户里也走了不少,不过没有你们户里走的多,你们户里高中的多,离公社又近,顾书记跟你们也熟,你不是说过,那年顾书记大年三十都没回家,是在你们户里过的吗,顾书记对你们有感情啊,再说,你们户里的人年龄确实大,你说怎么办啊,就得先让他们先走啊。”小妹说:“你不也是高三的吗?你怎么没走啊?你比他们差哪啦?”哥哥说:“我们公社和你们公社不一样,再说我们村子离公社也远,人家不是说咱爸有问题吗?”小妹说:“咱爸有问题,咱就得永远在农村待着啦?”哥哥辩解说:“当初咱们出来的时候,谁想回去了?这你都忘啦?”吃完中午饭,哥哥说:“下午我还得给人家帮工,你回去吧,你身上还有钱吗?”小玲说:“我有钱,再说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妹妹走了,朱小杨又去帮人家盖房子去了。农民家里要是有什么活,都愿意找知青帮忙,因为这里没有人情的事儿,就是请几个知青吃饭就行了,也不用还工分,知青干活还不偷懒,实打实地干,再说,朱小杨还有一手好木匠活。老褚家有四个儿子,只有小儿子还在念中学,劳力多家里就富裕,可是每个儿子都得娶媳妇,朱小杨现在帮老褚家盖的房子,就是老褚头儿准备给二儿子娶媳妇的。歇气儿的时候,老褚头儿问朱小杨:“你们户里已经走了这么多人了,你也得会来点事儿,光实在不行啊,你又比他们都大,你今年都二十六了吧?在我们这儿,孩子都该上学了,你还是光棍儿一个呢!再说,你们户里不是也有女生吗?你就不能也找一个?我可看见你们知青有不少人都有对像了,岁数大的就剩下你一个了,要不我给你在我们村里找一个?要不你看上谁家的闺女了就跟我说,我和老伴儿给你当媒人。”朱小杨不说话,只是傻笑,半天才说:“这大事儿我得和我爸妈商量,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爸妈还指望我给他们养老呢。”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但是,村民们再也看不见知青在时的热闹情景了,前几年这些知青在的时候,各家的大人和孩子每年光剃头钱就省了多少啊。谁家的柴禾要是不够烧,一句话,几个知青就来了,在几十里地外的大草甸子上,捡上两三个小时的牛粪,就是一大车,够烧几个月的。尤其是老孙家,村民们都说:孙满堂算是借了知青的光了,要不他还能活到现在?为了安抚剩下的四名知青的情绪,队里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两个当了村里的临时民办小学老师,一个调到公社帮忙,朱小玲在大队当了办事员,总之,都不下地干活了。

很快,又是一年过去了,1973年的八月份又到了,这是大学里第二年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了,这次只有朱小玲去了吉林医学院读书去了,读的专业是临床医学,而其余三个人,不分男女,都去了乎林河煤矿,这个四十人的集体户没有了,大队给他们盖的新房空空如也,成了大队办公的地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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