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内卷的翰林院（1 / 2）
朱由校感叹道，“我怎么听着，这翰林就跟那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似得，看起来是为了前途恪守不渝，实际上就是沉没成本太高，导致再也无法退出现行决策。”
启明笑眯眯地道，“其实相较于守节的寡妇，翰林一般都更愿意用现代人所谓的‘剩女’来自比，从理论上来说，王宝钏是可以随时改嫁的，但是如果翰林们在翰林院中熬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仍然没能入阁，那就是毫无退路得亏本了。”
“当年沈一贯就是扎扎实实地熬了二十七年才入的内阁，他在翰林院当编修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趣诗给同年的王家屏，‘何劳赤眼望青毯，汝老编兮我老编。司业翩翩君莫羡，也曾陪点七年前’。”
“他自嘲自己是与荣禄无缘的老编修，即便升到了国子监司业，却不是令人称羡的美官，下次升官还得再等六、七年，如同一个家中嫁不掉的老闺女。”
“而国子监司业，则已然是正六品的京堂，是京城直属衙门的长官，转迁到国子监后，最终依然有可能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入内阁，但是即便如此，对于翰林来讲，这个官职还是没能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
“因为如果一考上进士就立刻去地方做官，虽然起步也大概只是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但是一旦有了政绩，十几年后怎么也该当上封疆大吏，执政一方了。”
“而若是选择留在翰林院里面走从庶吉士入阁的清贵路线，那将来肉眼可见的十几年都会停滞在七品到六品这个阶段上，加上之前读书科考的时间成本，相当于人生的大半辈子都寄托在‘入阁拜相’的希望上了。”
“换位思考一下啊，宿主，如果你不是一个一出道就爆红的顶流明星，而是一个群演出身的十八线，你在演艺圈里混了将近二十年都还是半红不紫，你会试图中年转行，从另一个行业的底层重新做起吗？”
朱由校道，“既然这翰林半途而废的成本那么大，这能成功入阁的翰林，应该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阁臣之位才对，怎么还会因为党争斗成历史上那个样子呢？”
启明道，“宿主你要这样想，就是因为入阁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才导致能熬到最后的无一不是能豁得出去的狠人啊！”
“大明设计这一套入阁制度的初衷，一是为了磨砺人才，让他们熟悉国情，二呢，则是用‘入阁’作为胡萝卜，牢牢地吊住这些天之骄子，促使他们围着皇帝打转，以免他们生出动摇统治的心思。”
“但凡是寒窗苦读，通过科举一步步考上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想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
“然后这些人里面最拔尖的那一批人，放弃了用功名立刻兑换利禄的机会，转而选择在翰林院里坐冷板凳，一坐就坐二十年，这么煎熬出来的人，能是省油的灯吗？”
“倘或他们入了阁后，发现自己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展宏图，仍然有政敌在他们的仕途上当拦路虎绊脚石，他们能不用尽浑身解数去作斗争吗？”
“如果他们不斗，他们便对不起自己先前苦熬的那二十多年，所以越是到了晚明，官僚制度越是完善，内阁之中的政斗也就越是凶狠。”
朱由校回道，“说白了，就是‘内卷’嘛，资源高度集中于皇权，导致这群人精为了让皇帝高看一眼，就只能跟笼子里的蟋蟀一样斗来斗去。”
“明明是挺聪明的一群人，为了权力，竟然都活得没人样儿了，给你这么一讲，我都不忍心责怪钱龙锡在历史上跟袁崇焕一起谋杀毛文龙了。”
“王宝钏的故事，那是戏文里瞎编的，但钱龙锡是切切实实在翰林院里待了十八年，要是换我守了十八年寒窑，又突然侥幸被皇帝抽中，入阁拜相，那我为了向皇帝表忠心，恐怕会比钱龙锡做得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启明点头道，“没错，钱龙锡杀毛文龙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向崇祯皇帝表忠，魏忠贤倒台之后，阉党逆案多半由钱龙锡负责主持审理，故而阉党分子对其恨之入骨。”
“钱龙锡为了防止阉党反扑，自然要牢牢地抱紧崇祯皇帝的大腿，所以崇祯皇帝布置下去的任务，钱龙锡总是完成得相当积极。”
“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崇祯皇帝显然是不喜欢毛文龙的，因此当袁崇焕对钱龙锡提起，他的五年平辽战略，是从东江镇入手的时候，钱龙锡并没有及时提出警告。”
朱由校听罢，暗自叹了一声，再没有回应启明。
钱龙锡按部就班地带着朱由校通读完课文后，便兀自退后一步，将位置让给了另一名讲官，使其继续完成日讲流程。
明熹宗的日讲流程，是在泰昌元年时，方从哲为其亲自定制的，与隆庆六年时，张居正为明神宗所设计的日讲仪程基本一致。
总体而言，是先讲“四书”，次谈历史，最后再讲“五经”，“四书”的部分从《大学》讲起，“五经”部分则自《尚书》讲起。
这套课程当然是有讲究的，《大学》乃圣帝明王之学，《尚书》所记乃二帝三王道统之传。
帝王教育以《大学》、《尚书》开讲，是要求皇帝正君心、立纲纪，从而实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王道理想，达到“内圣外王”的终极境界。
史书的选择则相对灵活，要么是宋人江贽所编定的《资治通鉴节要》，要么是记载着大明历朝皇帝语录与祖宗家法的《皇明宝训》，要么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所主持编撰的，更适用于儿童学习的《帝鉴图说》。
不过较为讽刺的一点是，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来看，直到他穿越之前，明熹宗都未曾读遍四书五经，“四书”部分仅读了《大学》与《论语》，“五经”部分则只读了《尚书》与《诗经》。
换言之，倘或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来衡量皇帝的学问，明熹宗是绝对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鸿儒的。
但是负责讲解的那位讲官一上前，朱由校便察觉出他十分紧张，整个人的神态语气，都不禁让朱由校想起现代那些参加综艺节目的素人。
毕竟相对于“读”，“讲”的这一环节难度显然更高一些。
为皇帝讲书，有利有弊，大明日讲官因讲书而获谴的并不在少数，经筵附带为天下表率的表演性质，尚且能让讲官照本宣科，而日讲讲官进讲之时，面对的只有既定教材。
日讲讲官为皇帝讲书前，需要事先拟好讲章，但是按照规定，日讲的讲章是不能带到御前小课堂上的。
因此日讲讲官为皇帝进行讲解时，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事先拟好的讲章记忆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