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改革且要三步走（1 / 2）
朱由校静静地注视了启明一会儿，蓦地伸出手去，掐住了她腮边的软肉，“原来主系统对此早有计划，是你故意不告诉我，就看着我着急上火，是不是？”
启明『呀』了一声，“那谁知道宿主你这么懒，身为一个现代人竟然想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古代土著，都当上皇帝了还等着别人来推翻你取代你，正常人在你这个位置上都会先考虑一下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好吗？明治维新听说过没有？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唯一的金手指功能是‘科普历史’，不能代替宿主进行决策，所以我只能一步步诱导你找出正确答案了嘛！”
朱由校松开了手，“行罢！我现在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主系统既然说这个计划可行，那我就尽力一试罢，你且说说，这‘军政、训政、宪政’，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启明揉着小脸道，“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于是一九二三年时，孙中山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之革命》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在这一篇文章中，孙中山还总结了未能完成宪政改革的失败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人在封建专制里受压迫的时间太长，由于缺乏民主经验，空有宪法之名，但无法有效履行宪法，往往很容易被某一政治集团或强人利用，因此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式建设理论，‘军政’即以武力推翻旧的制度，‘训政’即由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宪政’即让国民行使宪法权力选举官员和议员，直到彻底还政于民，革命才算是真正成功。”
“倘或把孙中山这三段式建设理论应用到这个时空里，那这三个阶段应该是这样实行的，第一步，宿主掌握军队，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外的所有障碍，一面宣传宪政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第二步，改革封建官僚体制，组建国会和议会，派专人协助民众学习宪法权利，以及如何参政议政；第三步，全国完成宪政改革，你这个皇帝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退位解职。”
朱由校又一次严肃地朝启明举起了手，“我能问个问题吗？”
启明笑眯眯地道，“宿主请问。”
朱由校道，“那历史上孙中山成功实行了这三段式的政治建设理论了吗？”
启明摇头道，“虽然孙中山最终没能成功，但并不代表他的政治蓝图不可行，首先，清末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就比明末要复杂得多，欧美列强自不必说，就连日本都对中国虎视眈眈，意图入侵，而且这些国家自工业革命后跟大清在国力上已经产生了代差，外部势力影响太大，而明末的西方和中国还没有拉开差距，倘或中国奋起直追，尚且还有赶超的希望，唯一一个有威胁的敌对政权就是满清，只要扼杀了满清，那外界势力对大明内政的干涉度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宿主你这具身体比孙中山年轻，如果你能避开历史上明熹宗的落水而亡，实际执政时间应该要比孙中山要长许多，孙中山为了革命起义了十一次，十次皆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一次起义成功，才建立了民国，他第一次广州起义时是二十九岁，而最后一次武昌起义时却已经是四十五岁了，鉴于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内战，直到他一九二五年五十九岁去世，他真正掌权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十四年。”
“而宿主你现在才二十一岁，却已经掌握了天下大权，倘或你能活到现代男性的退休年龄，也就是活到六十岁，那你的执政时间就是三十九年，是孙中山的近三倍，当然了，我这里要声明一下，主系统认可普世价值，坚决反对年龄歧视，反对‘三十五岁门槛论’，但是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掌权，确实有更多的机会去施展政治抱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最后，明末的内患问题也没有清末那样复杂，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无非是封建王朝更迭时的固定现象，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后期的黄巢起义，北宋末期的梁山泊和方腊起义没什么大区别，李自成没什么了不起的，他那一套不过是历朝历代的老生常谈，只要宿主你能顺利完成宪政改革，还政于民，闯王他自己就会消失。”
朱由校笑道，“既然主系统认可普世价值，我还以为主系统会更加认可‘人民史观’呢。”
启明回道，“历史的确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主系统认为，李自成最终的失败，就意味着他并不能代表人民，他只是一个王朝末期的标志，中国历代王朝的衰落，总逃不过四个现象，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不均，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蛮族入侵导致的统治崩溃，特权阶层腐化导致的行政低效，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封建王朝总以三百年为一周期不停地循环往复。”
“李自成的崛起，所反映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造成了土地集中于士绅阶层手中，而封建王朝的财政又极其依赖于从自耕农中收取的农业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自耕农越来越少，税源也就日渐枯竭，失地农民越多，统治也就越不稳定，这就是杨嗣昌当年所感叹的，‘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