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1 / 2）
从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转移到战国时代之新军国，相应而起的，有政治、社会各方面激剧之变动。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
郡县制已见于春秋。晋自曲沃篡统，献公患桓、庄族逼，尽杀群公子；骊姬之乱，又诅“无畜群公子”，故晋无公族。而并地日大，于是，遂行县制。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齐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皆其证。及顷公时，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ěi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曰：“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晋制一县出兵车一百乘，大率万户方百里为一县，则十户而出长毂一乘也。则晋之推行县制已久，故三家分晋，即变成新的郡县国家。如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楚亦久行县制，宣十一年，“县陈。”十二年，郑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盖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郡则其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周书作雒（luo：“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四郡盖指百里之四边也。故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之曰县，其实郡也。”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
故相随于郡县制度而起者，第一即为贵族世卿与游仕势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于宗族集围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仅一间，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隐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舆守龟在。”国语：“厉王虐，国人逐王。”左传：“晋惠公虏于秦，国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贵戚之卿，君有过，谏不听，则易位。”周礼有“致万民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此种改变，一在君位继承法之渐趋确定，一在兼并与郡县之日渐推行。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战国游仕分析，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要之非亲属贵族。贵族地位降低，世臣消灭，君位转尊，实为郡县新国家一要征。
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泽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过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格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
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井”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