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1 / 2)
其实皇权制度是不断进化完善的,唐无汉之贵戚,宋无唐之权宦,明无宋之冗吏,清无明之昏君。
两千年来,伟大的中华帝国不重科学,不事工商,在一条看似不可能的道路上,设计了一系列超越同期欧洲的制度,凝结了上百代人的智慧和血汗,反复改进和优化,就在即将升到三级基地那一刻,被坚船利炮一波推倒,荡涤殆尽,实在令人欲哭无泪!
但历史的惯性很难打破,虽然这套制度安排一再崩溃,并被人耻笑为中华王朝周期律,可没有皇帝轻易放弃,那些外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皇帝有多拼。
古人不比今人,无法跳出那时的局限做超前的制度设计。
事实上,中华帝国的悲剧不是设计得不够好,而是太专注于制度设计,忽略了道法自然的哲学,而很多东西,除了瞎碰,想是根本想不出来的。
从秦到清,历代帝国的稳定性一直在增强,前代的问题后代改进后就不是问题了。
到了近代,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腐败,皇帝希望有一个高效顺手的官僚系统,农民也是如此。
于是,问题简化为皇权和民权如何一起驯服官僚系统了。
皇帝和百姓致力于建立一只思想过硬,令行禁止,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最好死后遗物就是一件补丁衣服的官僚集团。
只是这个官僚集团不这么想,他们只关注行政发包权。
皇权行政发包制,是保证中集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且延续至今还在不断适用中。
日本幕府政治可以算作相对分权型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
镰仓到江户数百年的演进,从北条执权时期幕府与各国守护、御家人松散的利益互允置换到后来德川将军时期幕府对各藩藩主、家臣严密的人身和法令约束,呈现出集中性越来越强的趋势。
而联邦制的典型不必多说,看大洋对岸就好。
华夏帝国通过行政发包,地方官僚在拥有较多自主权能够有效治理的同时,又时刻受到皇权的支配和监督。
皇权的意志也得以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与士大夫共天下”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有机统一。
行政发包制的一大困境便是皇权放弃直接集权后引发的地方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这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皇权都不得不面对的最大政治隐患。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
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
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
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
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
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这也是邢承恩选择自立门户的最主要的原因。
原先邢承恩也想在南宋混,可是开局不利没得玩了,而且就算想和朝堂大佬斗估计也不是对手。
南宋大佬可都是专权的,看看几位老大的斗争就知道了。
来到这个时空邢承恩才发现,自己的文化见识水平可能要比古人强一些,可是斗争水平完全不及格。
职场的斗争和官场的斗争完全是两个量级,或者说自己原先的阶层见识的斗争都是小打小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