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5章 南方霸主(二)(1 / 2)
东晋(317年—420年),是西晋皇族南迁后建立的王朝,是晋朝的继续。
永嘉南渡后,司马睿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政权,期间曾多次北伐。
可由于内部不和,除刘裕外,皆以失败告终。
祖逖有望恢复旧土,结果被司马睿挟制。
桓温北伐则先后被前秦东海王苻雄、前燕吴王慕容垂击败。
383年,前秦宣昭帝—苻坚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
谢石、谢玄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南北分立从此而成。
后有桓玄叛乱,自立为帝,最终为刘裕所平。
拥立恭帝,导致大权旁落。
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刘宋,再加上北方的北魏统一,从而进入南北朝。
东晋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朝廷由世族把持,先是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后又有陈郡谢氏谢安、谢玄等。
世家大族中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
但世家大族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和部曲,有实力抗衡司马氏。
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拉拢江南士族和安排从中原南下的士族,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东晋得以稳定,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但晋元帝以后则内乱频生,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地处南方较为安定;
永嘉南渡后,大批劳动力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东晋施行劝课农桑,使江南得到开发,经济有所增长。
造船业是东晋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造船规模和技术有明显提高。
此外,纺织业、青瓷业、金银制造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作精巧,品种繁多,工艺水平较高。
………
东晋的统治区随着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
蜀地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则大致固定。
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
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
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
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
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
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
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逐渐萎缩。
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蜀地、青兖、司豫及关中地区。
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导致关中得而复失。
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的统治区袭承西晋,虽然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从而导致辖区缩小。
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
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
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
军事上,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
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
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于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
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政治上,东晋朝廷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地方设立侨置州郡。
经济上,东晋劝课农桑、出现庄园经济,江南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然而,汉末三国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却是愈演愈烈。
赋税上,在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
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
由此可以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
《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
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
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却是从来不服役的。
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
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
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方面,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从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同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别为
一、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
二、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
三、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
四、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
五、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
六、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
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五十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
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
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
城内外的贸易市场就有十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
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上,东晋时期取得了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
着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
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思想上,东晋一朝,玄学之风相当盛行。
除此以外,魏晋(西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
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
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
范宁甚至着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