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非常之道(1 / 2)
政事堂,关于修建通济渠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首先,是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对整个工程及施工方案进行说明,并接受政事堂诸公的询问。
政事堂诸公,指的是在政事堂议事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如今加起来有十五人。
可以说这十五人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宰执,至于在场的其他人,除了御驾亲临的天子及旁听的太子,可以说都是跑腿的。
通济渠的资料,政事堂诸公都已事前拿到手,有了几日的翻阅时间,以便对这个勾连黄河、淮水的运河有一个初步了解,而看资料时产生的疑问,就要在此时让宇文恺做出解答。
换而言之,反对马上修建通济渠的几位宰执,现在就准备发动进攻。
通济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没人反对修建通济渠,但却对何时开工以及如何修建有了一正一反两种意见。
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就是反对者之一,如果他在这次会议上依旧持反对意见,那么天子宇文温也不得不考虑一下通济渠的动工时机。
宇文恺为了今天,准备充分,但他仅仅是从工程角度来阐述通济渠的可行性,对于开工时机及相应一连串问题,要由另外的人来回答。
中书舍人郝吴伯就是其一,本来他即便身处政事堂内,只有接受问话的份,而现在,当然依旧是接受询问。
原因在于郝吴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检校营通济渠将作少监,实际上负责了整个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他既然对现在举债并马上动工修建通济渠给出了正面意见,现在就得面对反对者的发难。
郝吴伯不是一个人面对发难,新任工部的水部郎中郑通,也陪着郝吴伯一起接受质问。
质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郝吴伯和郑通费尽口舌,好不容易将反对者的质疑一一解答,随后引来了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尚书令李允信。
李允信不反对修通济渠,只是认为时机不对,朝廷应该过几年开工,而且举债修运河的做法十分不妥。
李允信知道修建通济渠是宇文温的意思,但他作为尚书令,既然认为情况不对就要据理力争,不能让朝廷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其他几位反对者也是这种担心。
举债的行为,无论动机、原因是什么,首先会让百姓以为朝廷快撑不下去了,人心浮动,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
第二,发行所谓公债,向民间募集资金,万一应者寥寥,或者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到时候谁负责?谁负得起责?
前面两点都还好,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举债修运河,平白无故让朝廷背上巨额债务,一旦接下来几年别的地方急着动用大量钱粮,已近负债的朝廷去哪里变出钱粮?
如今年景好,所以公债到期后朝廷似乎有能力连本带利兑现,可万一接下来几年有什么闪失,导致财政收入不理想,届时公债到期无法兑现,那该如何是好?
谁能保证接下来数年,朝廷财政收入盈余,足以支付到期公债的本金和利息?
要是到时出了纰漏,激得民怨沸腾,到时候,要杀多少人,才能平息民怨?
尚书令位高权重,在政事堂诸公里,是最接近宰相一职的职位,尚书令李允信的质问,郝吴伯和郑通是无法巧言令色或者回避不答,而他们也确实没那资格作保证,自己的脑袋也无法平民怨。
这两位“哑火”,有议事权的门下侍郎刘炫同样也无法反驳,道理相同,至于刘焯,因为作为礼部尚书主管学政,今日连进议事堂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反驳。
最后一个为宇文温把关的大将、中书令李德林,面对“发行公债一旦出事,谁负得起责任”的质问,拿出一副时下流行的老花眼镜带上,从面前案上厚厚的卷宗中拿出一些资料。
“非常之事,行非常之道,尚书令所言,确实为国为民,却是过虑了”
李德林不和李允信纠结举债后到底谁能承担责任,而是针对“风险”二字。
首先,朝廷举债修运河,确实会让不明真相百姓心里犯嘀咕,觉得朝廷情况不妙,但实际上只要朝廷能确保官军将士粮草充足,确保百官俸禄足额发放,出现灾情能赈灾,那么天下就乱不起来。
些许愚民的庸人自扰,不足以干扰中枢决策。
第二,朝廷发行公债,向民间举债募集资金,开的利息是二分,为期四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利息,即便是民间柜坊以此利息揽存都不怕揽不到储户,信誉一直很好的朝廷,难道还怕没人来买公债?
说抓到这里,李德林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以至于百姓不会踊跃购买公债?”
这种事情李允信哪里可能说是,于是回答:“此言差矣,朝廷信誉自然是好的。”
“既如此,尚书令的忧虑,可以放一放了。”
李德林的反问,可以说是结束了这个问题,李允信当然知道朝廷((天子信誉好,而即便朝廷信誉不好,他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
以上两点,郝吴伯、郑通、刘炫其实是可以说的,但他们品级不够,面对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不可能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
所以只能默然无语,不然锋芒太过,怕是要被人诟病。
所以三人的“败退”,实际上是为了让中书令李德林出来对阵。
前两点质疑,现在算上有了解释,李德林接着说下去。
第三点,朝廷无法还债的风险,实际上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