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投靠（1 / 1）
或许有人觉得，普通百姓消息闭塞，不清楚干部的“隐私”。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所谓“无风不起浪”，“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便是传言，也必有一定道理，往往真相就隐藏在其中。
自古以来，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民间采集官员风评就是朝庭了解官员能力高低、是否清廉的主要手段。诗经国风、秦汉两代察举选官制度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梁欢的父亲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转业到地方之后又长期负责组织管理工作。梁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班干部、学生会干部。梁欢家学渊源，亲身实践，对于如何与人谈话，如何引导谈话方向，有着娴熟的技巧。
一个月的时间，梁欢对所有村干部中的派系划分有了大概的了解，对所有乡、村两级干部与县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了大致的判断。
梁欢认为，张贺年来县里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一年，而且是市委组织部下派来的干部，手底下的“自己人”不多。清河乡里面，只有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组织委员与张贺年有过工作交集，勉强算是“他的人”。
按照梁欢的分析，张贺年在县里面的“人脉”还相当的“狭窄”，自己人的“队伍”和“势力范围”十分弱小，而且极缺经济方面的得力干将。梁欢判断，“求才若渴”的张贺年一定会欣然接受他的“投靠”，全力支持他的劳务派遣方案。
果然，听秘书说梁欢单独过来汇报工作，张贺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摆，热情的亲自打开房门迎接，笑容满面的招呼梁欢进屋坐下，还直接吩咐倒完茶水，准备离开的秘书，“我和梁乡长谈点儿重要的事情，所有工作安排往后推一推。”
秘书愣了一下，连忙点头，轻轻关上房门，然后懊悔的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反思自己刚才对梁欢“不够重视”的表现。
从张贺年亲自送梁欢、孟繁尘、韩迎秋去清河乡上任的举动中，他就应该察觉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从张贺年亲自开门相迎的时候就应该判断出领导对梁欢的“高看一眼”。秘书觉得自己的反应还是“太迟钝了”。
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帮梁欢“通传”，而不应该借口忙着其他工作，让梁欢站在自己面前等了几分钟；他应该对梁欢笑的再真诚一些，沏泡的茶叶也应该选用部长珍藏的好茶。反思之后，他悄然把梁欢的名字记录到了自己的“贵客”名单里。
梁欢却没有在意张贺年秘书的“慢待”，开门见山、恭恭敬敬的向张贺年说明来意，“本应该早些来向您汇报的，但刚刚下到乡里，两眼一抹黑，缺少些底气，只怕领导批评我浮躁和‘孟浪’。”
梁欢话语中出现一个“怕”字，立刻让张贺年明白了他的“投靠”之意。张贺年哈哈一笑，摆了摆手，“那现在这是有了底气了，也不害怕了？我有那么‘吓人’吗？”
张贺年以长辈的口吻“教训”梁欢不要“害怕”，其实是在暗中表态，他把梁欢视作自己人。
梁欢闻音而知雅义，故意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其实我胆子很大的，领导您给我的感觉也很亲切，我不是怕您这个人，而是怕让您失望。”
梁欢以“亲切”两个字暗中表态，以晚辈自居。
张贺年十分满意梁欢的“聪明”和“敏锐”，暗赞梁欢是一个“可造之才”，甚至有了把他调到身边当秘书的“无理想法”。
但张贺年可不敢“破坏”省委组织部的“组织安排”和“工作意图”，连忙压下内心不切实际的换秘书打算。
他收起笑容，不再与梁欢“废话”，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只一个晚上，你们‘三个臭皮匠’，研究出了什么‘诸葛妙计’啊？”张贺年担心梁欢急于向自己表态，拿“扶贫方案”当儿戏。
梁欢连忙拿出连夜书写的计划书双手递与张贺年，“这份计划从迎秋决定回乡实践‘教育振兴’理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头准备了。昨天我们三个人‘争论’一晚，取长补短，拿出了初稿。这份计划还很粗糙，还需要领导斧正和指点。”
梁欢的解释消除了张贺年心中的疑惑，接过计划书认真看了起来。
梁欢不会沉默的等待张贺年自己细看计划，让两人的谈话出现冷场。他继续简要汇报，点出计划的关键节点，“我们打算与九江联系，以民兵的名义前往抗洪前线支援。九江大堤虽然保住了，没有溃坝，但大堤受损严重，肯定要重修。而且九江城乡受灾严重，灾后重建急需人力。我们派人过去，一来可以取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和好感，二来可以‘组织和锻炼’队伍。到了九江，完成救灾任务之后，我们会立刻组建劳务派遣公司，联系当地的主要房地产商和建筑公司，向他们提供劳务派遣。”
张贺年皱眉询问梁欢，“按照以前惯例，一般是向灾区捐献物资和钱款，还没有外地政府派民兵去灾区参与救灾的先例。而且为什么不直接组织劳务派遣公司去九江打工，而是要搞这样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救灾作秀’？民兵到九江后的住宿怎么解决？人身安全怎么保证？救灾行动如何组织？还有，为什么不以政府名义组建派遣公司？或者直接组建建筑公司，不是更好吗？按照你们的计划，这劳务派遣公司能给乡里和县里带来多少税费收入？”
梁欢三人提出的这个计划，让张贺年十分的失望，甚至还有些恼火。联合办学、劳务派遣和劳务输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县里的领导们也没少提出这方面的工作思路。有不少村干部还先行一步，办起了各类“培训机构”，当起了“包工头”，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县建筑公司也早已“杀”进大城市，成为县财政的“主要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