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曾布露锋芒（1 / 1）

与吕惠卿同为崇政殿说书的曾布，其性格就没有那么温和了。他和哥哥曾巩，还有刚刚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章惇同为嘉祐二年（157的进士。曾布表达了自己对国政的看法，神宗皇帝十分欣赏，三天之内神宗皇帝召见他了五次。其观点与王安石深度契合，遂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与吕惠卿共同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他的哥哥曾巩与王安石只能算是文学上的朋友，曾布才能称得上是王安石事业上的知己。

“青苗法”推出后不久，苏轼就上《万言书》反对，说道：“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又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反对言利，不满“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追逐盈利。这和司马光的施政纲领倒是很契合：“修德者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国者三，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很模糊。再加上韩琦这样的重量级旧臣对新法的非议，王安石颇感心力交瘁。但曾布是新法以及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挺身而出一一驳斥了韩琦、苏轼等人的奏疏，鼓励神宗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安石变法。

曾布上疏说：“陛下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任用博学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旨在大有作为。但有大臣在上面带头反对，小臣议论纷纷在下面附和。人人都窥伺间隙，巧言毁谤，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混淆视听，以使众人喧闹，使陛下受到蒙蔽。陛下应用诚心勉励君子，用威刑斥退小人，使天下都知道君令不可违，法令不可慢。这样还有什么作为不能实现呢？”这显然是对王安石改革的支持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一天，条例司里吕惠卿、曾布、章惇都在文案上挥毫落纸。见到王安石进来，大家都放下了笔。对于新法的议论纷纷，让条例司蒙上了几分阴郁的气氛。

吕惠卿问王安石：“新的‘农田水利法’要不要暂缓颁布，让章公有充裕的时间相度利害？”

还没等王安石回答，曾布立刻说道：“不可！要快。不仅‘农田水利法’要加快拟制，还要督促薛向加快‘均输法’的执行。至于不完备之处，后续再改。”

看到大家都不解的看着他，曾布接着说：“青苗钱靠卖度牒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加快执行‘均输法’，将获得的利益补充到青苗钱中才能持续。而青苗利息马上就要收缴了，不能把这些钱放到国库和左藏库里闲置起来，钱只有加快流通才能生出价值。‘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正是需要大量资金保障水利建设，把青苗利息注入其中加快资金循环。这样一方面增加财政税收，一方面可堵住政府敛财的非议。”

听到曾布的回答，王安石会心的笑了，说道：“子宣深得我意，这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加快资金循环，政府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而且新法是一盘棋，各种配套的改革措施不能慢。”

王安石今天看到曾布的表现暗自高兴，如同捡到一块美丽的宝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过州桥的时候，口中居然开始哼哼出小调。

这些改革派的头脑也都很灵光，立即达成了一致。就这样“农田水利法”也在熙宁二年（169冬天颁布实施了。

《农田利害条约》付诸路：请有种植才能的人，指导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能够修缮的灌溉水渠、河流流道就尽快修缮，不能修缮的区域作为田地耕种。对于灌溉条件不好的耕地，分析其原因是水利本可及众，个人为之占擅；还是本离河港不远，为私人地界所隔。将具体原因上报各州县，州县可解决的立即实施，工程浩大或涉及多个州协调的情况，尽快上报朝廷。对其言事贡献大小进行物质奖励，甚至任用提拔。

对荒废的田地也要分析原因，丈量后策划召募垦辟。对兴修水利项目，计度所用工料数量和人工数量。若事体大，管勾官躬亲相度。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常平、广惠仓青苗钱。也可个人出资，根据贡献大小朝廷给予奖励。专款专用，中饱私囊者严惩不贷。

由于有“青苗法”为政府盈利的配合，资金得到了有力保障，“农田水利法”的效果也就非常明显。“农田水利法”的施行过程中，沈括的“淤田法”在技术层面上，对改善耕种土地质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熙宁八年（175，司马光在嵩阳书院看到，“农田水利法”颁布实施六年间，兴修水利田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余。司马光表情凝固了，他没想到朝廷上那伙儿逐利的“小人”可以取得如此成就。“农田水利法”对调动百姓劳动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他是低估了

而在熙宁三年（17，“农田水利法”虽然只有政府投资，没有利润回报，但批评的声浪并不小。反变法派的“君子”们并没有停止非议。因为本质上他们反对的是“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是一件道德的外衣而已。至于反对的内容完全可以“莫须有”或者夸大其词。

司马光的死忠，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和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就对“农田水利法”不以为然，他们上奏神宗皇帝：“‘农田水利法’是一个恶法，应尽快废除。很多百姓家里的房子和土地已经世代在那里，偏偏因为依照‘农田水利法’影响了土地灌溉，说拆就给拆了。百姓民不聊生，所告无门，投河上吊的人不计其数。”

曾布说：“为保障州、县大范围区域合理利用水利资源，局部拆迁是不可避免的。按照新法规定，给予拆迁户土地面积及钱币的补偿，据臣所知百姓拿到的补偿款是很满意的。不知刘御史所言‘投河上吊者不计其数’，是在哪个州？投河上吊了多少人啊？”

孙固便说：“言官言事不必‘分析’，百姓对补偿款有不满，地方官执行过程中苛扣补偿款，也都不再少数吧？”

曾布说：“违反国法地方政府有提点刑狱，朝廷有三法司，按律当责行事，和新法有何干系？至于百姓对补偿款是否满意，出于各自的立场，在价值判断上有分歧无可厚非，和新法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派中有不少帝国的顶级人才，坚定与王安石站在一起，推动着改革乘风破浪。也有不少追随者在面临巨大阻力时退缩忘记了初心。起初苏轼、苏辙兄弟也是支持要理财的，结果看到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就退缩了。陈升之、李常之流不过是想利用王安石改革的平台谋自己的仕途，目的达到了或者权衡得失后就改变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