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学者对决（1 / 1）
熙宁二年（169一个春天的下午，天气慢慢暖和起来，翰林侍讲学士司马光端正的穿着他猩红的官袍，站在迩英阁讲台前，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台下坐着的有神宗皇帝、参知政事王安石、翰林学士王珪、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吕惠卿、苏辙。司马光这天没有按计划讲《汉书》，而是讲了他正在写作的新书《资治通鉴》。关于司马光正在编写的这部编年体史书，现在已经声名大噪，并且有了朝廷划拨的专项资金予以资助。讲它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了。
司马光忽然放慢了语气，含沙射影的说道：“啊，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萧规曹随’的故事，以及对我们治国的启示。萧何是大汉的开国宰相，高祖曾高度评价：‘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他的继任者曹参接班后一个规矩都不变，完全按照萧何的办法来。”司马光顿了顿，看了一眼身着紫袍的王安石，接着说：“‘萧规曹随’的制度直接造就了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的国泰民安。”
神宗皇帝看了看王安石没反应，吕惠卿瞪着眼睛，苏辙低着头，这才发现司马光是来踢场子的。神宗皇帝问：“‘萧规曹随’只是一个成语，提醒人们谨遵前人的教诲，不是说制度不能变啊！”
司马光斩钉截铁的说：“是不能变！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他们的制度就是延续到今天都适用。顺便引经据典《诗经·大雅·假乐》有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说明周朝也在按照商朝的规矩来。汉武帝按照桑弘羊那一套一改，乱套了吧！”一提到桑弘羊，司马光拉高了调门，“汉宣帝继位后又继续遵行祖宗法度，国家又蒸蒸日上了。到了汉元帝又想要学汉武帝那一套，结果国家又衰弱了。‘萧规曹随’是大智慧，条例司要多领悟啊！”
王安石不说话，那吕惠卿可忍不得，那也是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不可能靠赳赳武夫的样子吼回去。你司马光说历史，我就用历史知识给你驳回去：“先王的法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周礼》上说的很清楚，有的法一年一变，有的法数年一变，有的法几代人一变，不变的法是从来没有的。变的是制度，不变的是人伦天理。您那个半截故事也大有问题，先不说曹参变还是不变，萧何自己都变，萧何刚开国的时候是‘约法三章’，后来萧何制定了《九章律》，他自己就把自己变了。到了汉惠帝、汉文帝的时候又修改了《九章律》。汉武帝是穷兵黩武，花钱太多把国家拖累了，这跟变不变法有什么关系？汉宣帝中兴那是休息养民，汉元帝没落那是宦官乱政。都和变法没关系！”
吕惠卿又对着神宗皇帝说：“陛下，您看这司马光是历史学者，可他不按历史事实说，光在变不变法上绕圈子。”
吕惠卿把司马光抵到了历史专业的墙角上，让司马光特别憋屈。但这只是开始，司马光会逐渐发现王安石身边的这些变法派精通法律、文史、水利诸多方面，极善思辨，再不是过去朝堂上那帮只会形而上的泛泛而谈的政客。
司马光脸上挂不住了：“朝代的兴亡确实有它具体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总的原则不能变，具体的有些方略可以改变。就像房子，旧了、破了让工匠来修修补补，但你不能把房子整个拆了。”又看了看吕惠卿，“况且现在还没有好的工匠。”
这话让吕惠卿愤怒了：“谁说要把房子拆了？把谁拆了？”又看向神宗皇帝。
宋神宗对着司马光说：“是啊，你要拆谁的房子啊？”
司马光此时的牙痒痒的厉害，特别想红烧了吕惠卿，说道：“我就是对新成立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有意见。本来就有两府三司健全的组织机构。这样的集中权力，必产生腐败。”司马光一怒之下直接把心中的积怨都给翻倒了出来。
这时候王安石不得不发言了，虽然是“制置”，但总不能让神宗皇帝亲自来回答吧。王安石说：“机构整合也不是一言堂，是为了提高协商效率，大政方针也是大家商量着来。至于产生腐败就更不至于，两府三司也不是权力制约与互相监管，只是各自分管互不通气罢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权衡过利弊的决策。”
吕惠卿可能还是觉得不过瘾，补上一刀：“倒是司马谏官主持过的那个台谏，立法不立法、行政不行政、司法不司法，啥职责没有、啥责任没有，就会成天批评这个、考核那个，这样的无所事事的部门应该裁撤。”
言官可是司马光的老本行，是司马光最擅长的工作，吕惠卿直接说这是朝廷毫无意义的职能。司马光哪受得了，甩起袖子不干了，刚要发作。翰林学士王珪一看情形不对，马上说：“这就是个课间讨论，拆什么房子？”对着司马光使眼色，“接着讲，接着讲，今天还有别的科目，不要光讲你的《资治通鉴》，接着往下讲。”
神宗皇帝赶紧说：“对对对，接着讲课，讨论就到这儿。”
这天下午真是难熬的一课，司马光回到家中愤怒的把幞头重重的摔在地上，骂道：“这帮江西的南蛮子主政，必将乱国。尤其是那个吕惠卿，乃真小人，介甫啊介甫，你就等着被你身边这些小人所害吧！”但司马光知道他所面临是一群强劲的对手。
王安石的心中很明白，改革事业的倡导者都德才兼备那当然好，但哪有那么多德才兼备的君子？司马光有德，他也不合作啊！如果不德才兼备，那是不是也得唯才是举？光有德没能力，变法事业又怎么进行下去呢？吕惠卿才能有余，也积极支持革新，从今天的表现看确实有些刻薄，那难道就不用吗？不用吕惠卿、曾布、薛向、沈阔、章惇、王韶等人，用谁？司马光、刘挚、范纯仁、苏轼、苏辙都是大义凛然的君子，歌唱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群满腹经纶、妙笔生花的文人，围着空空的国库，不时的批评批评这个，指责指责那个，国家就好了吗？
很可惜，王安石也没有想到把这些人反对派们都拉过来，坐下好好谈，制定一套国家的宪法。如果有那一天，司马光高尚的道德给人以信心，王安石智慧的头脑给人以启迪，那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
司马光只是拿盖房子做了一个比喻，国家的改革远比盖房子要复杂的多。有时不止是没有合适的工匠，甚至就不存在这么复杂制度设计的知识。强起而为之，也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遇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那变也就变了，反正改也是死，不改也是死。显然，现在的大宋朝还不至于，虽然各方矛盾在深化，官绅豪强兼并土地在加剧，朝廷制度僵化无效率，百姓生活日益困窘，但还到不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更何况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包括神宗皇帝本人都是这片土地上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文化的继承者，这些文化也会是他们改革前进路上的思想枷锁。这样的历史局限是所有人都不能摆脱的，只能留给他们的后人去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