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安能直言极谏（1 / 1）
仁宗皇帝老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去做事是做不动了，但并不是看不出谁愿意做事，谁能做事。他老人家当了近四十年的皇帝，什么人都见过，每天讲大道理、满脸仁义道德不做事、尸位素餐的比比皆是。
王安石被提任知制诰，成为了“两制”官员后，又被任命为当年进士科考试的详定官。详定官是在殿试前将考生名次做最后一次审核后呈报给皇上的。老皇上还约定要在本年度再举行一次制科考试，补充选拔人才。可见，仁宗皇帝还是读进去了王安石的《言事书》，虽然没有开展全面的教育改革，但还是寄期望这个年青人给大宋朝廷带来生机与活力。但不彻底的改良方式往往都会收效甚微，科举制度不是名次的确定上出了问题，而是没有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科举科目下选拔的人才未必是朝廷急需，而急需的人才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
嘉祐二年（157进士科中有两个没考好的，称得上是大宋的人才，只是未必是朝廷急需的人才罢了。一个是中第四甲的苏轼，一个是中第五甲的苏辙。由于名次靠后，还没有等到授官就回眉州老家奔母丧丁忧去了。嘉祐四年丁忧期满，二人携夫人同父亲苏洵一同再一次返京。这次不是进京赶考，大家约定不从剑门关走陆路进京，以游览的方式走水路。他们的路线有些像当年的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或许是因为要换乘交通工具，或许是这里的每一个足印下都有先贤名士的风流，他们在襄阳驻足停留了很久。襄阳这座城市处因襄水之阳而得名，襄阳与樊城隔汉江而相望，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
一日，父子三人携家眷来到了襄阳城南的岘山游玩。山脚下的石碑上隶书刻着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诗：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苏轼向家眷们讲道：“此诗咏赞的是西晋政治家羊祜，他喜游山水，只要天气能出行，一定到岘山饮酒赋诗，终日不倦。”
苏辙补充道：“羊祜曾慨然叹息，此山亘古即有，贤达高士登此山眺望游乐的不知有多少，但都已在历史的烟尘下淹没的无影无踪了。羊祜因此感概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就彷佛是自然见证着人世间的悲情。”
苏轼道：“不计名利的羊祜还曾感概人生在世的微渺，诚不如襄阳道安，参悟般若性空指明人生归宿。”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王苻坚攻取襄阳时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旅居襄阳的一代高僧道安大师。道安法师多次对苻坚说，叫他带兵去西域的龟兹国，请鸠摩罗什法师来长安共同研究佛法。
苏辙道：“佛的国度尚且无佛，况道安、鸠摩罗什能道尽人世间归宿？人世沧桑能不落‘空’、‘有’二边，实难得此法喜！”
三苏父子和家眷们都在岘山的风日中留醉与山翁。等他们不慌不忙的闲庭信步般到汴京的时候，已是嘉祐五年春暖花开之季。路费充足，一路游山玩水，也没耽误事。当他们再次来到汴京，赶上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机遇——嘉祐六年（161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由朝廷不定期举行，发现和选拔天下非常之人才的考试。考试的频次远比常科的进士科要低，选拔的人数也少之又少。考试成绩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为虚设，没人得过，第五等为不及格落选，获第三等、第四等即可与进士科的甲科进士授予相当等官职。
苏轼、苏辙兄弟就参加了嘉祐六年的这次制科考试。这年的制科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是向官员考生开放的六种制科考试之一。制科考试又于策论难度最大。在《御试制科策》中，苏辙以历史上六位昏君为喻，指出仁宗皇帝的四大过：懒惰怠政、荒淫贪色、滥用民财、执政能力差。苏辙的责难大多言过其实，这可难坏了考官。说他批评当朝皇帝肩负责任感，他又没有实事求是。说他凭空捏造不符合事实，又似乎表现的朝廷听不得批评意见。
考官分为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初考官与详定官给定的名次有分歧时，详定官指定是按照初考官意见，还是按照覆考官意见上报给皇帝。在王安石当详定官之前，详定官是不会另给意见的。本次制科考试的初考官是翰林学士胡宿，覆考官是刚刚就任知谏院的司马光和翰林学士范镇，详定官的名字没有留下来，但肯定不是王安石。苏轼入第三等似乎分歧不大，此前只有一人获得，即于嘉祐三年离世的吴正肃。而苏辙入第四等全是由于司马光力排众议坚持要推荐的。
既然考试通过了，就有新的官职任用。任用就要写制书，制书就得由知制诰写。此时的知制诰有四名，其中就有王安石，坚决不肯给苏辙写制书。他们认为苏辙就是现实版谷永，依附宰相专门攻击皇帝。谷永，西汉成帝时期人。汉成帝宠幸赵飞燕、合德两姐妹，颇受诟病。此时的实权在当宰相的外戚手中，主要是王莽的叔叔们。谷永多次上谏书，专攻皇帝和后宫，表面上是一片忠心为汉室，实际都是替外戚王氏攻击皇帝。
最后，不得不由宰相韩琦来化解。韩琦笑道：“苏辙压根儿就是批评我们宰相不中用，要换人，你们还担心他是谷永？”实际韩琦的说法也很没道理，大家拿苏辙比谷永，批评的并不是谷永在替宰相攻击皇帝，而是谷永以无中生有的事由批评皇帝，这种行为是恶劣的。对韩琦意见最大的是王安石，考试之前有很多人报考，结果宰相韩琦当众说：“二苏在此，你们还来凑什么热闹？”王安石深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在破坏考试的公平。也正因为韩琦的不当言论，使得王安石对“二苏”的评价并不高，说他们都是战国纵横家的那一套耍嘴皮子功夫，没什么真才实学。要是他王安石当考官，都别想考上。
苏轼后来曾无限感慨这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科考试。他们兄弟俩这一生的官宦生涯就是在批评皇帝、批评两府高官。而每一次批评权力者后，都会打碎他们兄弟俩的牙齿，还不许吐出来。苏轼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这场考试，“直言极谏”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禁苦笑起来。平生只有这一次，在考试卷子上假模假样的批评当权者，没有遭到痛打。
这一切似乎都在扭曲，无中生有的批评原本是不道德的，本不该被倡导，却被司马光一厢情愿的认为出于公心而被褒扬了。实事求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本该被包容，却恰恰被世俗所不容。不容他们的也包括曾经无原则的褒扬他们的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