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 1）

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十三世纪的朝鲜半岛野史《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第四十六轮戊申年，公元48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位名叫许黄玉的异国佳丽，携带着她的媵臣申辅、赵匡以及他们的妻子，乘船漂洋过海，去到了朝鲜半岛南端的驾洛国中，并且与驾洛国的金首露王结为了百年伉俪。这些人携带着“锦乡绫罗、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琼玖玩器”等大量的“汉室杂物”。婚后，许黄玉辅助金首露王，按照《鸡林》职仪，在驾洛国设置了“角干、阿叱干、級干”等高级官阶；又按照《周礼》《汉仪》确定了下级官吏的设置，实现了驾洛国“革古鼎新，新设官分职”的政治改革。他们“理国齐家，爱民如子，其教化不肃而威，其政治不严而理。”其后世子孙遵照许黄玉的遗愿，为了让她魂归故国，尊奉她为“普州太后”。而普州这个地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只是属于中国四川省安岳县。驾洛国存在了五百二十年之久，他们的后裔金、许二姓成为了韩国最为庞大的姓氏。至今，“普州太后”许黄玉仍然受到韩国民众的普遍尊敬。每年的孟春三日、七日，仲夏的五日，仲秋五日、十五日，人们都要以丰盛洁净的食品奠祭她。

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许黄玉是否已经魂归故国？没有。对于她的出身来历，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史学者争议不休。其实，作者有相当多的理由相信许黄玉是个中国人。其一、许黄玉及其媵臣申辅、赵匡，以及许黄玉的兄长许宝玉，都是标准的中国式姓名；其二，他们携带着“锦乡绫罗、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琼玖玩器”等大量的“汉室杂物”，也证明他们来自当时的中国——东汉王朝；其三、许宝玉所创造的韩国宗教图徽，也是中国道教的太极图徽。其四、他们自称阿瑜陀国，这是因为中国西南一带，早在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事实上就存在一条从僰道城出发、经贵州、云南而至东南亚再到印度（身毒国的民间丝绸之路，蜀锦、邛杖等中华物产就是由这条道路出口到身毒国，然后再从身毒国运输到中亚地区的大秦、安息诸国而被张骞发现的。汉武帝时期就曾经力图打通这条通道。身毒国中有个阿瑜佗公国，这对西南地区的中国人来讲毫不稀奇。而本书所称的许黄玉，假如他是蜀国公主公孙慧娘，不敢透露其真实姓名，因为东汉王朝可能必须将她斩草除根，所以，他们只好自称身毒国中阿瑜佗国公主。其五、中国历史典籍中虽然没有许黄玉的直接记载，却有着不少关于赵匡的记载。范晔在《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第七》中说：“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接着又说：“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以上记载说明，赵匡曾经是东汉朝廷的南阳太守和右扶风，又曾经与冯异并肩作战，征讨过西北地区的各路英雄豪杰。后来，范晔又继续写道：“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请注意：在同一篇文章里，赵匡忽然从东汉将军又变成了蜀国大将，并且领兵与东汉的冯异将军相持了一年之久，而且最终被冯异斩杀。而范晔却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无独有偶，《资治通鉴》也有过类似的记载。加上《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的记载，从光武帝建武十年到二十四年，这就有了三个同名同姓的赵匡了。

范晔和司马光作为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师，他们怎么可能将两个不同的赵匡记载在一篇文章中而又不加以丝毫的注释呢？还有，倘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赵匡属于同一个人，那么赵匡好歹要算东汉初期的一位重要的军事人物，何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他的记叙却又是如此的简略？况且，赵匡既然作为东汉的大将，何以又会在东汉王朝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刻，反而变成了苟延残喘的蜀国皇帝公孙述的大将呢？而且《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赵匡的变节行为也没有过丝毫的谴责之词？须知范晔和司马光撰写《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必然遵循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赵匡不是东汉皇族的尊者、亲者、贤者，范晔、司马光自然不必为他忌讳个什么，但如果光武帝刘秀有了什么失误之处，范晔和司马光也就只好为他有所“讳”了。这就说明：赵匡的变节投降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原因。

因此，笔者姑妄言之：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第四十六轮戊申年，公元48年，也就是范晔记载的“赵匡被冯异斩杀”了十四年以后，赵匡作为许黄玉的媵臣，竟然又出现在朝鲜半岛南端的驾洛国中，此事绝非偶然。可惜许黄玉研究家们不能详究历史，否则许黄玉作为中国人绝对不仅仅只是猜测与臆断。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根据《后汉书》《资治通鉴》《三国遗事》的记载，再加上小说家的手法，将许黄玉、赵匡、申辅等人的事迹演绎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以此彰显中韩两国人民的悠远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