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场部同事（2 / 2）

元宵节前后，渔市场的职员陆续回到场部，这时上面派来的陈特派员也带着家眷回来了。陈特派员四十多岁，穿西装，打领带，白白净净，风度翩翩，南方口音，说话不快不慢，很精明强干的样子，他与谢会计在一起办公。不久，就宣布给每个职员发一张任命书。我收到了一张任命书，在印有‘吴江渔市场’的信纸上，打印上‘任命xxx为渔市场课员助理’，下面是渔市场主任的签名章。当时，我是工作人员中职务最低的，每月发的薪水，买了牙刷，肥皂，卫生纸，就剩下不多了，想要买件衬衣，也得攒好几个月的薪水。

当时，吴江城内市中心有不少娱乐场所，如电影院，跳舞厅，也有妓院，赌场，烟馆。我曾跟上海来的几个同事去看过电影，也去过跳舞厅，他们会跳舞的，就花钱找舞女陪跳，我只坐在边上看，但没有去过妓院、赌场。

我记得，烟馆里面是分等级的，高级的有单间，内有专人伺候，并有茶水，水果，点心供应；低级的为大间，一排炕上有七八个人，躺着吸鸦片烟，里面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烟民中多数面色苍白，骨瘦如柴，衣着破旧。听说吸上鸦片以后，都会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抢劫偷窃，直到家破人亡。

上海来的同事见多识广，说开妓院，舞厅，烟馆，赌场的老板，都是有后台的当地流氓、地痞，或黑道上的大佬，也有警察局，法院，特务机关有势力的官员，还有日本浪人。听说日本军方就大量买卖鸦片，既能挣大钱，又能毒害中国人。

元宵节以后，渔市场恢复工作。我分在内勤，在场部协助会计，文书，接待等，干一些抄抄写写，油印装订等杂活，因为工作不多，后来，又叫我每天上午去南门外渔市场收税点，抄回当天的收税账目。于是，我每天吃过早饭，8点多钟，从场部出发，走半个多小时到南门收税点去抄账，把当天南门渔市场收税点的收税情况，每一笔的数量，税额，金额，列成表格，带回场部备案，这样就可以同以后报上来的报表对照，以防止下面作弊。

吴江南门外的一条大河边上，有一个大码头，码头上有一间大房子，就是渔市场的收税点，里面是一个大厅，工作人员有一个督察，一个记账员，一个会计，一个过称员。因为我是场部派去抄账的，虽然是个孩子，他们也不敢小看我，搬了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一边看他们工作。

渔船靠码头后，渔民把捕捞到的鱼放在水桶里，拿到大厅里来过秤，过称员高声唱出数量，记账员就记账，马上就有鱼贩子过来，同渔民讨价还价，成交后，鱼贩子就交钱，记账员按分量扣除税收，把余钱交给渔民，会计收到钱后，就开出税票，一式三份，一份给渔民，一份给鱼贩子，一份渔市场留存。这样，来一只渔船办一次收税手续，如果船来多了，就要排队等候，一般上午11时左右就没有渔船来了。每天上午，大厅内有工作人员，渔民，鱼贩子，还有卖小吃，卖香烟的小贩，人头济济，人声嘈杂，吸烟的烟味，加上鱼腥味，人身上的汗臭味，使场内空气混浊，气味难闻。

我开始不懂事，每天很早就到渔市场内等候，看他们工作，坐一个上午。后来发现渔市场工作人员，对我并不欢迎，待我很冷淡，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之后听人说，因为我坐在一边，他们就很难作弊，断了他们的财路。因为当时渔市场工作人员薪水都很低，如果我不在，他们就可以过秤后不入账，收的税钱就可以放进自己的腰包，几个人分掉，弄点外快，增加收入，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渔民和鱼贩子对给不给税单并不计较，只要过称时能以多报少，就可以少交税款，增加收入，至于给工作人员送几条鱼，或吃点喝点，更不算什么问题了。我知道内情后，就不再很早到渔市场去看他们工作了，而是到11点钟左右，收税工作快结束时，才去抄账，这样他们很高兴，待我也客气起来，每次都给我倒水喝了。

抄账工作改在每天11点钟左右以后，我就在吃过早饭，去南门的路上闲逛，一些小巷子也进去看看。有一天，发现在一个教堂后面的巷子里，有一个室内体育馆，从窗户往里看，馆内有许多体育器材，如单杠，双杠，吊环等，我就推门进去，没有发现管理人员，因为我在学校都曾玩过，就把每一种器材都玩一会，直到出汗为止。这样，我就找到了消磨时间的地方。

于是，我每天都到体育馆去，只要里面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埋头苦练，几个月下来，在单杠上，能拉引体向上二三十次，还能做过去不敢做的动作，如屈身上，大回荡等；在双杠上，能做二三十下双臂撑，还能做前后翻滚，前后跳下等动作；过去我没有玩过吊环，经过几个月的练习，也能在吊环上拉引体向上二三十下，还能做双臂伸张等动作。当时，我已17岁，正在长身体的年龄，既能吃饱饭，又有时间锻炼身体，几个月练下来，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进步，胸大肌和八块腹肌都凸现出来，大臂肌已有了‘小老鼠’，之后，一直保持了好几年，身体都比较健壮。

到4月份，场部又来了一个小同事张裕芳，年龄和我差不多，个子比我高一些，是许主任的常州亲戚，他的工作和我一样，到下面去抄账，开始和我在一起，我就带他到体育馆去锻炼后，才去抄账。不久，场部派他到北门收税点去抄账，我一个人仍坚持锻炼。

在渔市场工作是没有星期天的，因为渔民靠打鱼为生，每天打到的鱼不会很多，卖了鱼才有钱买柴米油盐，维持生活，一年四季只有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等坏天气不能出船，才不去打鱼，同时，菜市场的鱼贩子也不会因为是星期天而不卖鱼，因此，渔市场收税点，一年四季都要开门，只有过年才休息。所以，我也没有星期天，每天都要去南门外收税点去抄账，如此工作了半年，我心里也在盘算，虽然能吃饱饭了，身体也锻炼健壮了，但这个工作简单，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薪水很少，今后怎么办，出路何在？我在同李健通信中，谈到我的想法。

1945年7月，接到李健来信，说他父亲正在跟几个亲友合伙，筹备开一家米行，作为股东，可以派人到米行去工作，如果我愿意，就回苏州，同他一起去见合伙的股东，得到他们同意，就可以到米行去工作。我当时刚入社会，入世不深，懂得很少，觉得有机会变换工作，只要有饭吃，到哪里都可以。于是，我就去找许主任说明情况，本来我在渔市场的工作，只是看在李健父亲是他亲戚的份上，把我留下吃碗饭而已，我要离开，许主任自然不会反对。于是，我就在7月底，带上简单的铺盖，回到苏州三姨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