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一章 国策【求月票】（1 / 2）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奉天殿内，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

“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那么请问诸位，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基础是什么？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以史为鉴，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如果没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颇为不解。

【海外贸易】+【重农抑商】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

当然是可行的，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虽然有点奇怪，但在短时间内，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

当然了，如果时间线拉长，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

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

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这点臣读史之时，倒是有些心得。”

“喔？”

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问道：“魏国公有见解，不妨仔细说说。”

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

“臣斗胆。”

被皇帝允许后，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

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随即侃侃而谈：“臣以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不立田制’与‘不抑兼并’两大国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书所言，静态的理财术，无非是‘整顿’和‘节流’这两个手段，而其中的‘整顿’，便是清查田亩，调整田制，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于国家来说，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税，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

“如此一来，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

“便是如此。”

徐辉祖继续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地依附于田地，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块田地种什么，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如果不遭灾，很容易产生储备，北宋以后，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而一旦赔本，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

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

他也读过史书，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想都没往哪里想，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若是说常平仓，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也就是所谓的“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并非是以货币形式，也就是“青苗钱”来放贷。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直接放种子就好了，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

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不一定都种小麦、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所以才需要钱来买，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

否则的话，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年年灾害，年年百姓青黄不接，都得向人借钱？

“市易法呢？”

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市易法的根子，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只不过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国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来的上将们，但显然，上将之间亦有差距。

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魏国公厉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靖难勋贵里95%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户、朱能是副千户，没有靖难这档子事，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那实在是难为人了，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当然了，如果养出来了，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而培养文化素质，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

毕竟，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

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谁没文化谁尴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

李景隆继续说道：“所谓四民皆本，便是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

“当然了，为了收税，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而且禁止缺斤短两，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并且官府保护私产。”

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想来商税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

“非也。”

理财专家、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线。”

半天没说话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么弗？”

“拉弗曲线”，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国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并且作为美伶宗里根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里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之一，就是减税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说，拉弗曲线描绘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听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相反，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给奉天殿内的众人大概解释了一下“拉弗曲线”的道理，让刚才脑子里只有【加税、加税、超级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来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细水长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为北宋的商业足够发达，商人足够多，交易量足够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样，北宋的两条国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这个基础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没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实行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商业政策上，大明执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两种政策，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问道：“那国师以为，大明同样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吗？”

听闻此言，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认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严肃地答道：“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变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样本，而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田地制度绝对不能贸然改变！”

听到这句话，内阁众人松了口气，黄福、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却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这都要改，那显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但这一点倒还稳重。”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心头暗暗道。

虽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态度走的，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别地支持变法，在茹瑺看来，不胡乱折腾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连田地制度都打算动，那就是真的动摇国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违背皇帝的态度直言劝谏。

听到不动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满意。

别的都好说，动摇不了国家根本，但田地制度这种东西闹不好，是真的会搞的江山倾覆的.王莽的例子还不够鲜活吗？

“但四民皆本，却是要以加以借鉴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刚才说的第二要务，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充分活跃国内市场。”

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姜某要说的，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

姜星火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大明财政快速增长，让朱棣有花不完的钱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业，事实上，不知不觉间，姜星火已经把邪龙破壳而出的最重要条件深埋了下来。

“方才说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确实要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国家要用动态的理财术但王安石选择的路是错的，因为有几样活跃市场的东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权基础、中央银行、商业钱庄、公司制。”

“产权基础是什么？”朱高煦适时问道。

“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姜星火反问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摇了摇头，说道：“最重要的条件是——财产私有。”

“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许下一瞬间，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

这里要说的是，姜星火最想实现的，当然不是财产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条路，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这一点，却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来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个名义的问题。

从名义上讲，在封建皇权时代，“朕即国家”。

整个大明的一切，从法理层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个人不存在私产。

皇帝一般不会派人冲进你家，把你的家里的财产充公，但皇帝毫无疑问有随时、随地、随意、随人地行使这样权力的法理依据，这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的表现。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