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六章 直面危机（1 / 2）

缘分这东西，说起来有的时候还真是很奇妙。

实际上不光是李墙和海棠，就连船长吴江也没有想到，几人的重逢竟然会来得如此之快。

陈恭澍被带进来，李士群开始盘问他。无论李士群如何审问，陈恭澍矢口否认与唐生明有关系。实际上，陈、唐二人从未见过面，联络都是通过张素贞和秘密交通站。李士群又诱劝唐生明：“有关系也不要紧，我可以负责，没有问题。只希望不要避开我，把我也当成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先同我谈谈。”唐生明回答：“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承认同戴笠是朋友！”唐生明此话避重就轻，反复申明以前与戴笠的朋友关系，回避现在传递情报的事实。这一招颇有用，加上他发报不止用“余化龙”一个化名，也不止一个电台发送，李士群在军统上海区的资料中没有搜出更多证据。当下李士群叫人将陈恭澍带走，对唐生明也没有追问下去。

这一回没有上次透露日军进攻长沙的情报那么简单了。过了一阵，李士群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汪先生有电话来，叫我把你们送到南京去见他，你当面去和他谈谈吧。”唐生明已是身不由己，任人摆弄。当天晚上，在李士群夫妇半陪同半押送下，唐生明、徐来、张素贞被带往南京。

这还不是最惨的。第二天清晨，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唐生明往车窗外一看，连连叫苦，心里凉了半截。原来几名佩戴着参谋带的日军军官向车箱走来。这身装束唐生明不陌生。

唐生明知道，日军中的参谋人员往往直接向上级参谋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拥有特权。

不仅如此，就在昨天11月28日，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1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名单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分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戴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的较量中，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求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使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晴气庆胤、中岛信一等人的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

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委任为军统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退台之后，撰写回忆录《英雄无名》丛书5册，详细回忆了他的特务生涯，留下了不少资料。

可惜，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1941年下半年，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区长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此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上海孤岛沦陷，在这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ah省无为县有汤家沟、二坝、三宫殿、裕溪口等商埠，但现在裕溪口被日伪军占领，二坝紧邻日伪军的屯兵地，三宫殿不通水路。

而汤家沟的北部是皖江根据地和第7师，东部是新四军第2师，西部是新四军第5师，南部是浩荡的长江。

除了汤家沟，长江两岸没有搞经济的地方了。

汤家沟自贸区成立以后，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成立“集成商行”，局长蔡辉亲自任总经理，聘请知名商人沈济民做经理，同时吸纳民间资本，开办“裕民号”和“正大号”，官民合作共同经营。

“集成号”专门做战略物资的贸易，垄断出口根据地的粮食、油、棉、麻、烟等物资，进口食盐、布、军需品和工业品等等。

这些物资里，凡是紧急军用的，“集成号”马上调拨给7师供给部，7师留下自己用的，其他兄弟部队有需要，也可以马上支援。

而“裕民号”和“正大号”，则聘请民间商人做经理，专门经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然后利用民用商业渠道，购买粮食和油等军用物资，给“集成号”送去。

三家商号在皖江贸易总局的领导下，同气连枝共同进退，很快便成为长江两岸的重要商业力量。

汤家沟自贸区，也繁荣起来，每天来往的商船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