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法家～慎子——慎到（1 / 2）
慎到(约公元前39年-公元前315年)，尊称慎子。中国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省)人。《史记》记载，慎到博识疆记，专攻“黄老之术“，于学无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国，或为卿相，或为士大夫，故卜子夏馆于西河，吴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业于其门，及门弟子者甚众。慎到与孟轲同时，皆通五经;轲长于《诗》，慎到长于《易》。
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是从道家中出来的法家创始人之一。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俭》。
《庄子·天下》称其“齐万物以为首”。反对尚贤，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法治思想。认为“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应以法“一人心”，而不“以心裁轻重”。
立法须“因人之情”，即利用人们的自私心。执法必严，“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势治，认为“贤者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转引《韩非子·难势》)，即执行法令须靠权势。君主“抱法处势”，可以“无为而治天下”。其说对韩非影响较大。荀子谓其“蔽于法而不知贤”(《荀子·解蔽》)。著作有《慎子》四十二篇，今存七篇，收入《守山阁丛书》、《诸子集成》。
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人。《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是从道家中出来的法家创始人之一。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慎到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也算是从道家思想走出来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著有《慎子》，而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很大一部分都失传了。主张“势”和“无为而治”，“势”就是权势，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大权在握，能震慑朝野!权力在手，即使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顺从;权力旁落，即使圣明，大臣百姓也很有可能不听话。
“无为而治”是从道家思想传承而来，法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就是说，国君负责权势，掌控大局，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具体的工作得下面的大臣去做，以此也能充分调动群臣的积极性以及发挥他们的能力。势治派的核心其实就是，集大权于一身，通过掌握“势”以达到变法和强国的目的。
慎到于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之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官吏只要“以死守法”，百姓则要“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慎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即“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对此，慎到提出的立法原则，一是要遵循人性的好利，一是要“立公去私”。为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将臣民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把“法”作为唯一的联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社会稳定。
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慎到提出了“势”的观点，势就是权势、权威。他认为“法”与“势”是相辅相成。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势”的功能，即是“令则行，禁则止”。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
其权势论最精彩之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关于如何“得势”，慎到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
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另外，慎到还认为，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关于处于“势”的顶端的“君主”，慎到认为其应该“无为而治”。对此，慎到提出了“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的道理，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
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
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慎到把法治条件下的君主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曰“尚法不尚贤”，二曰“君无事臣有事”。慎到反对“尚贤”而提倡“任能”。慎到坚持“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慎到于两千多年前的政治体系中第一次洞察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所谓的“忠臣”不过是“人治”的产物，是为君主的“一人之忠”，而不是为天下的“大忠”;而在“法治”的前提下，治理天下，更需要善于为国建策、为民谋利的“能臣”。
在此，慎到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深刻本质，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其本质是把国家职能规范化，用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国家的健康运行，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深刻杰出的思想，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是先秦时期中国行政管理学上一个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