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二十四（1 / 2）

陆征祥(1871年6月12日-1949年1月15日)，字子欣，上海人，原籍江苏太仓。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战结束后，曾代表中华民国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晚年隐居于比利时圣安德隐修院。二战结束后，为了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隐修院名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病逝，享年78岁，安葬于圣安德隐修院。著有《回忆与思考》、《人道主义的会和》。

人物经历

1871年生，1884年13岁的时候，陆征祥进入了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日俄战争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196年陆征祥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辛亥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外交部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

1919年，陆征祥率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等人出席陆征祥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合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对于中日二十一条，实际的情况较为复杂。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

由于陆征祥夫人病况，陆征祥和会后即辞去职务滞留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经过教会观察培训，成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并传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后，陆征祥专心教会事务，二战其间，帮助受纳粹迫害之比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之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受教廷封赠为比国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

人物生平

童年

陆征祥187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陆云峰和母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还是传教士。陆夫人产后患了重病，浑身水肿，在病榻上煎熬数年，终于撒手而去，这时陆征祥年方八岁。

陆征祥从小就跟着虔诚的父亲，深受其影响。陆云峰确实是个见地不一般的人，很通达，也很务实。当时中国科举未废，做父母的总想方设法要送子弟上学，日后好得个功名，然陆云峰厌恶官场恶习，根本就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他甚至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自己做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课本就是《新约福音》。由于清朝在外交上屡屡失利，又加上一些开明人士呼吁，政府也意识到应有一些懂外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办外交、主邮政、矿物和军事。1862年，北京开办同文馆，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两馆都是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法语、英语，同文馆还增开格致等课。陆云峰有意送子入广方言馆，习得一门外语，以便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好回上海做邮局职员，父子将来也可安逸度日。陆云峰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确算是很出格的，因为那时大多中国人把学外语、留学海外、和外国人共事视为不齿，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要送他“习夷文”，“依附夷人”?由于进广方言馆要考古文，陆征祥被送进私塾恶补古文。陆征祥聪颖过人，两年里竟读完了一部《四书》，半本《礼记》，这就是他赴考前的学历和古文基础了，赴考广方言馆时陆征祥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少年。

进广方言馆后，陆征祥主修法文，虽然年纪最小，却因为刻苦而成绩居前。其间因病休学一年，病愈后，他很快赶上了功课。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广方言馆

在赴俄国前，陆征祥和陆云峰都以为只是出国历练一番，不料当时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有心要陆征祥广方言馆培养平民出身、没有染上官场恶习、有思进取的这个年轻人做外交官。陆征祥向许景澄说明二十多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父亲历经艰难，辛辛苦苦照顾他，顶住众人非议送他进广方言馆，还忍受孤寂让他进京深造。后来放他到俄国，也还是为了儿子学些实际本领，今后能回家有个好的出息，从此父子可以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父亲正在上海眼巴巴盼自己任满回国，虽然父亲会愿意为儿子的前途牺牲一切，但他怎么忍心?陆征祥陈明心迹后说:“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许景澄也理解陆氏父子情感和难处，思忖片刻后命陆征祥赶紧写信向父亲禀报此事。“如尊翁同意你学外交，你当安心留下矣“。陆云峰回信了:“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诲，毋以父为念。”读到这里，陆征祥两眼模糊了。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这封回信时，仍无法自已。

192年陆征祥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时，在北京百万庄天主教教会墓园买了一块地做陆氏家族墓地，并把祖母和父母的墓迁葬至此。一反平日他做人的低调平和，陆征祥亲自精心设计了父母的墓碑。该墓坐东南朝西北，立面仿古希腊神庙，墓室四壁镶嵌着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溥仪、康有为等五十余人的题词石刻，他希望以此补偿自己未尽的孝心。

一战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刚到彼得堡时才二十岁出头，一次陪许景澄公使拜会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时，穆还对许调侃说许怎么带个小男孩来。但几年后陆就升为参赞，196年，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并被告知将任驻俄公使。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外交总长

曹汝霖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着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培养新人

另一方面，陆征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陆征祥真是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局面，使中国外交从此现代化。

当时国内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对自己的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办。”当时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气象。

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内阁总理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陆征祥内阁总理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被迫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巴黎和会会场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陆征祥受命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次中国是战胜国，可以一雪签“二十一条“之耻。在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踏上了赴欧的征程。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陆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陆征祥一行从北京出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陆征祥本来就怕冷，又是在冬天坐车行驶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国，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于是，便命人在车厢里生火取暖，使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2多度。后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温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这一热一冷，使陆征祥在到达日本横滨时就病倒了。虽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受勋仪式，却不得不带病与日本外相会谈。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待陆征祥从横滨上船时，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绝密文件箱竟不翼而飞。里面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此箱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他自以为不会出问题，实际上，他从出关之日起，一举一动全在日方严密监视之下。

陆征祥丢失文件后，恰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知道日本方面偷盗文件箱一是为了窃取机密，了解我方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好采取对策;二是为了打击他的气势，影响他在和会上的声誉。于是，陆征祥装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即向北京外交部电告，嘱重抄一份，陆续电告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