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的“北宋”（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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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以其建都于北方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为别于南宋而史称北宋。北宋乃由后周末帝禅让赵匡胤开始。太祖即位后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失败。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9帝，167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的60%。北宋的最大统治区域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青藏高原、大理国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万户。

简介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建立北宋。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青藏高原、大理国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户。北宋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对峙。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灭亡。共历九帝，共计167年。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根据研究，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而清朝在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286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显示北宋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

北宋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西欧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当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1]

历史

赵氏崛起

后周太祖郭威当了后周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拥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遂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公元953年，郭威派赵匡胤到滑州充任副指挥使。此时正赶上郭威的养子柴荣（郭威之妻柴氏的侄子）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柴荣和赵匡胤曾在军中共事数载，深知赵匡胤英武、机灵，就把赵匡胤留在身边，让他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养子柴荣

继位，是为周世宗。北汉主刘旻认为周主换人正是灭周兴汉的千载难逢之机，遂向契丹乞师，联合入侵中原。周世宗得到北汉进犯的消息，决定亲自领兵，前去御敌。皇帝亲征的消息传出，众朝臣纷纷反对，周世宗不理睬这些议论，自带赵匡胤等将士出征。是年三月，两军在高平遭遇，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北汉主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将杨衮为右军。

开战之初，周军因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土在众敌面前产生畏惧情绪。周世宗却毫不示弱，立即命令将领白重赞、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领精骑在中央，赵匡胤与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各领牙兵1000跟世宗柴荣保驾。北汉军开始进攻，左军先向后周军右翼冲击，气势凶猛。后周军右翼将领樊爱能，何徽慑于汉军人多势众，交锋数合，便率几千骑向南溃逃，并鼓惑民众，声言战争完全失败。

在这关键时刻，柴荣赶忙率亲兵策马上阵，左拚右搏，力挽败局。赵匡胤迅即跃马出现于阵前，地位比他高的禁军将领张永德建议说：“现在贼气方骄，将军的部下一向能射，可以从西面登高而上，我带骑兵从左翼策应，两面夹击，必定可以取得胜利！”赵匡胤答允。张、赵两人各自领兵出战。只见赵匡胤一面指挥兵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稳住阵脚，一面亲自带领勇土向右方冲杀，阵斩北汉大将张元徽。汉兵失去大将，纷纷后退。契丹大将杨衮因对刘旻不满，见状也自行撤走。战斗以北汉失利而告结束。

柴荣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高平之战后，他将樊、何两人及其部将70余人斩首。赵匡胤因在关键时刻力挽败局，赢得周世宗的欢心，也搏得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禁军将领的嘉许，被任命为殿前都虞侯，跨进禁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并负责整编禁军。[4]

北宋开国

公元959年六月，周世宗柴荣在开封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宗训继位，他还是无知稚童，不能处理任何事务，军国大政只好由大臣决断。

此时，赵匡胤掌握军队大权已达6年。他还把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与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赞、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赵光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剌史在赵匡胤的授意下，派员进开封向朝廷送来紧急战报，诡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大军掠境，请求朝廷出兵御敌。宰相范质、王溥未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前往抵御。[5]

公元960年，后周政权的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划黄袍加身，逼柴宗训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这就是著名的“陈桥驿兵变”。赵匡胤即“宋太祖”。在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

于是自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斗争。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了荆湘、后蜀、南汉三地，又于975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烛影斧声

根据记载，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时赵匡胤身体很好，酒后困顿，就躺下休息。宦者宫女皆被屏退离开，赵光义自己来照料皇兄。众人只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光义说了一些甚么，接着蜡烛光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玉斧戳雪之声，听见赵匡胤高声说：“好为之，好为之”。天快亮时，赵光义急急唤人，叫皇子都来，说赵匡胤已经逝世。二十一日晨，赵光义就在灵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惯例，立刻改元太平兴国。[6]（对于此说法有争议）。

澶渊之盟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宋真宗景德元年，宋战胜了辽，反而订立了“澶渊之盟”，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

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庆历二年，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这次结盟后，北宋因为边疆战事危机的解除，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地七百里。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北宋幽燕地区的和平，可以讲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庆历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

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熙宁变法

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北宋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极一时。神宗为使社会有所发展，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1069年以後陆续实行。

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富国方面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借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

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

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从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方田均税法。为了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较了一些负担。

强兵方面颁布了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同时，设立军器监，全面改善武器质量，提高宋军战斗力。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但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王安石两次推行新法，均以失败而告终。哲宗元祐年间，英宗皇后高氏彻底废除了新法，宋朝又恢复了原先的统治方式。至此，北宋开始走向衰亡。

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後是失败了。而且後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各地起义

宋徽宗赵佶继位，面对这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北宋王朝，刚即位的宋徽宗先是整顿朝政，可是一年以后，荒淫残暴的本性就露了出来。宋徽宗的腐朽无能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宋徽宗为解决财政困难，于1111年设立“西城括田所”，专事搜刮民财。梁山泊的农民和渔民交不起沉重的赋税，只要武装抗租抗税，所以梁山泊成了农民武装起义的据点。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初即以梁山泊作为据点，坚持了四五年的斗争，直到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河北、山东一带。宋江的队伍最初只有36人，以“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为口号，深受百姓拥护，规模迅速扩大。1121年，宋江率起义军乘船来到海州，陷入宋军重围，走投无路之下，投降了北宋。

由于北宋末年官吏的腐败，迫使人民纷纷起兵反抗。方腊于1120年10月率众在今安徽歙县七贤村起义，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在当时影响很大，1121年夏起义失败，方腊被俘，被朝廷处死。方腊的起义严重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

海上之盟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政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

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金国入侵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7]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

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话，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7]

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7]北宋由此灭亡。

赵匡胤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取得政权，他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便实行一系列防范武将军权过重、地方武装过强的措施（也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

1127年，徽钦二帝及在开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掳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难，不久在应天登基，金兵继续追杀，他逃到了扬州，后来又被逼无奈，出海逃亡，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市）落脚，暂时稳定下来，这样建立了南宋，是为宋高宗。徽、钦二帝被掠去后，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国。

疆域

领土范围

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政治

中央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经过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