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7咆哮基尔（二）（1 / 2）

五月正直山花浪漫的季节，德国飘着朦胧的小雨，颇有些海涅诗句的味道。

柏林，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不复开战之初闲庭信步的节奏。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绝少出现男性青年的身影，因伤退伍的士兵加入警察队伍街头执勤的场景一再发生，市区偏僻的巷道也首次出现穿着破旧军衣缺胳膊少腿的乞讨者。

物价在飞涨，面包、黄油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供应都受最高司令部控制，饥一餐饱一餐之际，市民和工人的收入依然在大幅度缩水。为了生存，工人被迫接受残酷的十二小时工作制，但是微薄的薪水仍旧不够家庭开支，许多家庭主妇也在这个春天出来工作。

随着战争的进行，救济会等慈善机构的经营也陷入极端困顿的境地，低收入家庭、街头乞讨者和退役军人为了一块发霉的面包不得不彻夜排队。光明在远去，理想被放逐，越来越多的丈夫、儿子和父亲在散发着恶臭味的战壕里中抱怨，最高司令部已经开始监管士兵的信件，可是并不能阻止士兵将前线低落的情绪传递至日益消沉的柏林。

渐渐地，柏林人开始抱怨，暗流在涌动。

五月初，在一片喧闹声中。不可一世的最高司令部向国会提交了《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

速战速决破产以后，国会便出现了“取消休战，重启政治活动，夺回军费审核权利”的呼声。1916年，趁着巴黎之战虎头蛇尾地结束，社会民主党联合国会其他党派宣布取消“中止国会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的决议，于是审核和监管军费拨款使用的权力回到国会手中。

在俄国爆发工人革命的关节点。陆军提交的旨在应对帝国两线作战局面的军费法案触动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经。

前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重返政坛了。1916年下半年，当最高司令部为了应对英国皇家海军强势崛起，悍然宣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时。老狐狸就曾跳出来警告陆军不要玩弄能够改变战略平衡的危险游戏。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猜测这条余威犹在的政坛巨鳄是否会顺势重出江湖，可事实证明那只是陆军人虚惊一场。

1917年5月。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势汹汹：在东普鲁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严谨的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组建祖国党，提尔皮茨当仁不让地成为它的领袖。这个政党组建之初就拥有近一百万会员，在陆军提出《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的第四天就以帝国需要重新打通帝国海军运输线的名义向国会提交另一份军费法案——《1917年海军追加军费法案》。

提尔皮茨的突然发力让国会这潭原本就不平静的风浪之海升级成为咆哮之海。

海军陆在国会上演了斗而不破的戏码，连续两份追加军费法案让国会闹翻了天，持久战搅动了政治的黑暗面，人心、、利己主义和爱国主义纠缠，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面前，德国的政治力量正在经历重新洗牌和分化重组。

首先决裂的是社会民主党。1917年5月之前，国会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一家独大。5月，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再也无法磨合其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原本就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社会民主党正式走向决裂。社会民主党左翼斯巴达派联合中央党和更早之前就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去的社会民主党共同进退，拒绝一切战争军费拨款。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则联合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普鲁士农民党竭力支持军队。

5月12日。帝国国会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效率，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海军陆本年度的追加军费法案在大幅度削减后分别获得通过。对这个结果，有人兴高采烈也有人捶胸顿足，总之，柏林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柏林东北部老工业区的一家废弃工厂，更名斯巴达同盟的原社会民主党左派精英和早早分离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云集，一场将深刻影响德国未来和欧洲战争进程的会议正在召开。

“俄国革命的胜利只是机缘巧合。沙皇的统治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就危机重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起义不断。俄国原本工农业底子就薄，国内政局黑暗，前线战事又不断失利，居高不下的军费使得俄国经济走向总崩溃，所以欧洲战争对俄国的摧残和破坏最彻底，它是资本主义强国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俄国人的革命侥幸获得胜利！”

泛着铁锈味的废弃工厂厂房里，数十名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精英们吵成一团。

此刻，没有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复杂的政党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容克贵族和军官团对它恨之入骨，可即便是雄才大略的铁血首相俾斯麦也奈何它不得，就连帝国皇帝也只能借第三次海军政治风暴这有利时机浑水摸鱼，偷偷清洗它的左翼势力。

1917年五月上旬，这个庞大的政党完成分化重组。其实早在1915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分裂成为四个部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直接退出政党，组建新的政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型；社会民主党本身分化成为支持战争的右翼，反对战争的左翼和摇摆不定的中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