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超然台上不超然（2 / 2）

老百姓将这些悍卒的行为告到知州苏大人这里，苏轼面对呈上来的状纸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边，说，我们朝廷派下来的三班使臣及一众将领还不至于会这样！

话虽这样说，暗地里苏轼却让这帮悍卒自相揭发，最终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后，密州的乱象遂于悄无声息之间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诸城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诸城有一处苏轼题写的石刻，内容有九个字：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苏轼曾与乔叙（字禹功、章传（字传道、赵杲卿（字明叔一起出游。题名的石刻有说位于旧诸城的县学里的，有说被置于超然台上的，难得的是，这九个字的书体竟为八分书，也就是隶书。故有后世学者惊呼，“坡书遍天下，而八分仅见此石”、“东坡分隶，世所罕见，此九字，可谓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传闻，后世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就收藏有该九字隶书的拓片，只是该石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熙宁九年，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职事官，正七品，与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药、僧尼簿籍等。朝中传闻，环庆路都监兼第四将充安南行营副将李孝孙曾向朝廷乞召苏轼为侍从。

此时，包大人的外甥文勋正出任密州的从事官，我们前面说到过，文勋十分擅长写篆书，深得李斯的运笔之妙。而苏轼在到任密州之后，于民间得到一本秦朝时期的石刻拓本，文勋听说后，就在苏轼处拿到了这一拓本，并精心地临摹下来，刻石后放在了超然台上。苏轼认为，秦政虽然残暴无道，但秦人创立的某些制度及规矩，倒是远胜其他朝代。尤其是该朝创立的篆书就十分工巧，后世极难超越。

正月十三，文勋就要还朝了，作为好友兼“东道主”的苏知州，在为文勋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恋花》以赠。“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可见二人的深情厚谊。

正月十五这天，苏轼焚香沐手后，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颂》题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赵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后蜀孟昶时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人。赵棠曾做出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主动弃官与一位经常神神叨叨，与人语时答非所问的“神经病患者”潘盎一起出游。世人由此认为赵棠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张方平先生却认为老赵绝对是个明智达理的人，以至于后来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赵棠的儿子名叫赵昶，现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北知州，苏轼与小赵有所交往，小赵就将父亲死后焚尸得到的几升舍利子分给了苏轼四十八颗，不过，后来苏轼将这些舍利子转交给宝月大师的孙子（大师有孙子，令人费解悟清，让其拿回到寺院里供养。

后来，苏轼还从小赵的手里得到了赵棠的十几篇文章，阅后觉得赵棠的思维及逻辑深为清晰，至少在苏轼眼中，“赤溪山主”赵棠绝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样，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颂》后题了跋。

自去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到如今不满一年，举足轻重的青州知州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又京东路安抚使兼任。兼任者陈荐（字彦升，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苏轼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两首用韵颇有特色的“尖”、“叉”二险韵、窄韵诗，又书写了一遍，可能是对自己这两首运用自如、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的诗比较满意吧。

接着，苏轼又于寒食日后登上了超然台，眺望着这暮春烟雨，触动了乡思，遂赋《望江南》词意遣怀。这首词寄寓了自己这一时期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同时表达了苏轼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初三，意犹未尽的苏轼又自书《超然台记》，还与同僚巡查民情后会饮流杯亭，席上还赋了一首声情悲壮雄浑的《满江红》词。

总体来说，虽然密州时期的这些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的苏轼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满江红》里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苏轼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他已经学会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