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花之争（七）（1 / 2）
老百姓爱看热闹，不论这热闹是赶庙会还是看人杀头，举人和他的朋友们也去看过一次，但他们去得晚了一些，即便踮起脚，伸长了脖子，看到的还是人头，根本看不清法场里面是什么情况。
明朝的时候法场在西市，位于内城，满族入京后内城成为八旗驻守的“一色天”，法场也被改到了外城的“菜市口”。
刑场安置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起震慑作用。不过当时的人相信“以形补形”，吃哪儿补哪儿，倒是有不少人拿了白花花的银子，等着从刽子手那儿买死刑犯的血，拿回去当“药引”。
看不到热闹，却不妨碍听热闹，也就是在那儿，举人才听路人聊了“鼓妖”的传说。
举人特意给尼克将“鼓”字写在了“蛊”的旁边“这两个字一个音，却是两个意思，鼓就是那个发出咚咚响的鼓。”
但那个时候举人听到了路人那么说，头一个想到的却是云南的那个蛊，因为直隶的“叫魂”妖术不同于其他地区，有一种怪虫子出现，传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死，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着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举人猜测那个传说的怪虫恐怕和山西生员张廷瑞有关，但“谣言止于智者”，bj人口稠密，谣言传播的速度比辟谣更快，便如常言所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懒得搭理这些这些白丁。门上贴符咒虽然愚蠢，但不必管它。只是京师的戒备明显比以前严了，可能是因为由于直隶总督死了，由军机处直接负责皇城的治安。
直隶总督方观承是乾隆“五督臣”之一，曾经是平郡王的幕客，而平郡王是八大****之一。
由于在明史案中，翰林编修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中引用了方观承祖父方孝标有关桂王抗清的章节，方家因此受到了牵连，当时在工部任职的方父和其祖父辈流放到了hlj，方观承及兄因年龄幼小，被免于流放，寄食于南京清凉山寺，靠僧人接济为生。
命虽然保下了，但是方观承此生与科举无缘，贫困至极的方观承流落到京城，靠在东华门外为人测字谋生，在偶然一个机会被平郡王相中，雍正十年出征准葛尔时方观承被选中作为谋士相从。
这是“读书人”除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可拜在显贵的门下由其举荐，本来无缘仕途的方观承一下子成了内阁中书，到了乾隆初年更是进了军机处。
这让举人动了心思，何不效法方观承，拜入****的幕府里呢？这可比在城中吃喝游玩，虚度光阴有意义多了。
其实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权贵家的门槛都被踏平了，不只是举人这样没有官职的，有官职的也在跑，他们带了不少珍奇的礼物，还有诗词歌赋作为“敲门砖”。
举人的身家可比不上他们，购置不了珍奇的礼物，写诗词歌赋的人也很多，怎么才能从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呢？
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有天在路过一家教堂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一个穿着满族官员服饰的外国人下了轿子。
他在福建见过翻译，在京师里会满蒙文的多，说番话的多么？随即他如醍醐灌顶般开了悟，进教堂找神甫学外语去了。
当时御前红人郎世宁已经死了，本来接替他的是法国人王致诚，他以擅长铜版画闻名于世。乾隆二十年平定准葛尔叛乱后，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先画出线稿，经乾隆同意后通过广东海关送到了法国制作铜版画。
然而在画稿送走后第二年郎世宁就死了，没来得及看成品，王致诚辞了官，穿着官服下轿子的很明显不是他。而宫廷内供奉往往是要随驾的，即便天气已经没有夏天那么热了，乾隆还是没有从热河回来，这可能是因为妖党已经潜入了京师有关。
几乎每天京师都会上演这样一幕，一般是在凌晨时分天还没亮，就会有运水车从西直门进城，然后浩浩荡荡得运往紫禁城。
这些水是从2多里外的玉泉山取的，其实大内有井，却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取井里的水喝，非要大动干戈得从城外取来，即便有井水一般也只是宫女们洗衣服或者是皇宫起火后用于灭火。
于是宫外的百姓传说，宫里的公主、嫔妃、大臣之间明争暗斗，尤其是后宫佳丽，偷偷得往井里下药，明朝皇帝的宠妃万贵妃就往井里投过毒，地下河可能是互通的，她在一口井里投毒，别的井也跟着有毒了，所以宫里才到外面取水。
举人倒是听说明永乐年修紫禁城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灾难，还挖出来一条大蟒蛇，有不少人将蛇和龙、蛟混为一谈，可能是以为这条大蟒蛇是被用来保护皇宫的吧。
那个时候举人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下轿子的官员是钦天监的，除了异常的天象外，雷电也是一种上天的警示。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很热，却不见暴雨倾盆降一下温，往严重了说，这是旱灾的预示，而旱灾对农耕文明的破坏力是难以估计的。
这又涉及了乾隆年间的一个大案，所谓“捐监”就是官府允许一些人在粮食歉收的时候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监生是国子监生员的简称，一般是靠父祖的官位或荫蔽取得资格，举人会试落第也可以入监继续读书，三年之后继续考，生徒住在宿舍里，还管饭，不只是能节省一笔生活开支，还是一种殊荣。
王亶望也是乾隆年间的举人，后来拿钱买了个知县。几年之后步步升迁，官至浙江布政使，并暂代浙江巡抚一职。王亶望向上爬的秘诀就是用钱开路，行贿送礼，巴结上司，乾隆三十九年被调任甘肃担任布政使后搞起了“捐监冒赈”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