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1（1 / 2）
马甲不同，女主表演出的性格也略有差异，但会有些共同特质也不一定，挑战一下开文前先整点马甲国设出来，这边不放正文，正文在隔壁owo喜欢请收藏一下隔壁！！！
ps：我写出来的国设不一定都能用到，就是说对应世界可能会删改qaq，具体就到时再说？
秦1：因为文案上每个朝代可能不止一个世界，所以会标1、2来区分，每个世界的国设或许也会不同。
ps：顺便我文案好像没说，女主马甲全是女的没有男的，这个当时就没想过拟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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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名：秦（还是个五百多岁的年轻国呢）
（国家意识的设定不是说亡国了就立刻嘎了，而是那种会改名更换样貌继续活下去的设定，文化传承不绝就不会亡。）
（因为第一个世界想写的朝代问题，所以设想中马甲外表是有一定变化的。）
身高：从165~177cm
外貌：
1、初始秦国：身着曲裾深衣，面料整体呈现黑色（真的很平平无奇），但与当时衣料不太一样，要更柔顺一些也不失厚度，凑近仔细看衣服并无衣缝以及丝线纺织的痕迹。
远看会觉得有布料质感的原因是这些细小的起伏是秦国每一寸土地的纹路，但因为浓缩在衣服上且是黑色的，不是闲的无聊观察了一天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衣服交领及袖口等处镶边为暗红色绣金线，金线组成的图案为秦国内各个城池。（如果新吞并了土地会在镶边上多出一个新图案，新图案位置随机，这哪个收集癖顶得住啊（？））
黑长直（一些xp突然冒了出来），黑色长发简单束在脑后，束发处简单玉簪做装饰（玄鸟造型的。）
眉峰秀美，眼瞳像是乌金黑曜石，最普通的黑色，但在不经意间又透露着非人感。（黑曜石可加工成工艺品。此外黑曜石因具备玻璃的特性，敲碎后断面呈贝壳断状口，十分锋利。远古石器时代曾被用作刀，箭头等切削用具，现代人利用黑曜石来制作外科手术用解剖刀的刀片。乌金黑曜石是黑曜石里面到宝石级别的黑曜石，因为极其细腻，所以没有猫眼效应。颜色和乌鸦血石一样呈亮黑色。）
虽然一直被别的国说狼子野心，但本国是很温柔的长相呢，手中所持成卷竹简为法典（秦律）（一般情况下是装饰，必要情况下作为武器使用，很文雅的打斗方式，例如：抛出竹简宣判你的罪行，当场把你圈禁在原地，即画地为牢。）。
2、统一进程中：手持物添加长剑，左手持法典右手拎剑，先强控再一剑一个小朋友，ps：手持物长剑参考秦始皇腰间佩戴的那种有一个曹操那么高的青铜剑（？）
3、秦朝：升级基础上再加一件广袖长袍做外衣，这时花样绣纹就是比较华丽的类型了，比之前平平无奇的基础款要华贵的多。
服饰参考：
【曲裾深衣】
（其实还有直裾，但是作者个人更喜欢曲裾，秦汉女子应该也没穿直裾的（摸下巴））
（其实襦裙，指上襦下裙的那种女装样式在战国时就出现过，但是当时比较流行深衣，而且我感觉襦裙可能更适合少女或者活泼一点的国设，意思是还是曲裾好（？））
曲裾是华夏衣冠深衣的一种，秦汉时期常见服饰。
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以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
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
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
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须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文中描述应该不会这么规规矩矩的，就像是秦汉流行服饰中加了点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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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嬴政叫什么的问题，算是题外话吧（？）（不爱看直接跳过，对观看正文没影响。）
其实作者本人非常不喜欢赵政这个称呼，文里也不会出现赵政这种称呼，不过大众主流确实是说秦始皇嬴姓赵氏，不管在哪里，史同亦或者其他网上一搜出来的全是赵政，但我比较非主流（啊？），我觉得嬴政是嬴姓秦氏，又称秦政。
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愿意看我碎碎念的和我搜集的各种零碎资料的，请看vcr：
秦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秦人则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其国君嬴姓赵氏，据史记记载，秦赵王室同出一祖，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这个是最大众的说法，是司马迁写在史记上的，但我觉得这句也挺怪的。）
请注意这个以国为氏，实际上秦国立国分两个阶段，分出去的时候不是立刻就快进到国家的阶段的。
众所周知古人姓氏来源规则，除了被赐姓，一般和工作啊地名、封地什么的有关。
而以国为氏，举个例子，【郑庄公】郑庄公自称是郑寤生，而不是姬寤生，这就是不称氏称国。
以国为氏原则上仅限于国君，而宗室、朝臣、国民，是不可以以国为氏，除非国破家亡。国人无氏，国亡之后，以国为氏，表示出身。
从起源看，周公东征到周穆王继位期间，秦人的社会地位又再次下降，整个氏族沦为周人的奴隶（因为商秦同源，周灭了商，这个就不多说了），只是到了周穆王讨伐徐国的叛乱后，秦人的氏族部落首领【之一】的造父才成为周人的一位低级官员。《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这个造父就是前面那个受封赵城的，这位是真赵氏，非要说的话难道不是赵氏是从嬴姓这个大宗分出去的吗。）
到了周孝王继位后（在位时间前910—前896年），把犬丘一地（今甘肃天水）赐给了秦人首领非子（注意这里的首领是非子不是造父，封地它也不叫赵啊），（周天子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找人抵御西戎，还有实际上秦立国前封地附近是有很多西戎部落的，也就是说有了封地还不行，你还得先把自己封地附近那些西戎打服了才能安稳活下去。）
（实际上等百余年后秦国刚建立时宗周故地也还分布着很多西戎部落。《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
（《史记·秦本纪》云：“（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秦襄公和戎狄斗争的结果十分有限，因此这个时候的秦国领土少得可怜。在秦文公继位后，秦国对于戎狄势力才取得初步胜利。）
（时间线再回拉到刚有封地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封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秦人的力量的逐渐壮大，秦人也在这个时期被周王朝封为“附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秦才正式成为秦人的正式称呼】（重点），当然秦人被周王朝封为附庸也表明了秦人的社会经济开始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甘肃天水地区一直是土地肥沃的农业区），秦人也加速了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意思是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为国家，有了封地不代表就是国。）
到了西周中期，封建地主制的经济因素开始出现，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揭开了中国上古时代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向封建地主制社会的过渡，与周王朝的衰败遥相呼应的是周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对周王朝的反抗甚至侵略越来越强烈，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不得不向所有可能被动员的力量求救，其中就包括秦人。
周王朝统治者把秦人首领秦仲封为大夫，命令他去进攻西戎，但是秦仲打了败仗而且还白白送命。第二次周天子命令秦仲的大儿子庄公去进攻西戎，这次庄公打了一次胜仗，但是这样还是杯水车薪，无法挽回周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
到了庄公的弟弟秦襄公继位时，西戎部族势力更加猖獗。
《国语·郑语》云：（郑桓公）公曰：“姜、嬴其孰兴？”（史伯）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史伯在西周灭亡前夕就料事如神劝告郑桓公去河南建立一个新的郑国，同时史伯还将没有正式建立国家的秦人与帮助周武王灭商的姜尚后代建立的齐国相提并论，秦人的势力在秦襄公时期有了更大的增长。
【其实从这两人对话也能看出来很多东西，1·姜、嬴分别是齐秦两个统治者的姓（好像有点废话x，那时候贵族男子一般称氏不称姓,女子称姓不称氏，随便称男子的姓是不太好的行为，而郑桓公这里可能他指的是姜嬴两姓大族。）
2·从秦仲、齐候能看出来秦还没立国，这里史伯称姜姓吕氏的齐国国君为齐候（人家本来就是国师姜太公后代不需要后来晋升阶级直接就有氏），而史伯称秦人首领仲为秦仲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秦仲以秦地（封地名）为氏，他是嬴姓秦氏叫秦仲，二是史伯知道秦人的封地叫秦，所以单纯的秦地有个叫仲的人的意思，但不管哪个都能看出来外界认为秦人封地在秦，按照取氏原则之一以地为氏，秦仲只能氏秦（因为秦人祖上是奴隶无氏，和姜太公后代那种‘贵二代’完全不一样。），就算后来建国以国为氏也是氏秦，后来秦国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一分为三被人代替乱七八糟的事，它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搞不懂为什么到了秦始皇就改氏赵了。
3·《国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左丘明（左丘明本人是经历了春秋末和战国初的）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史记公认说法是成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两者相隔将近四百年，司马迁比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丘明还懂春秋战国（乐了）。】
到了公元前771年，犬戎部族和申候里应外合攻破西周都城，即使秦襄公带兵支援也无济于事。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秦人内部阶级分化的最终完成以及秦人社会地位的一步步提高，秦人终于快要迈进阶级社会也就是国家的大门了。（这个时候还不是国）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由封建领主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秦国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与春秋战国时期是同步的。
西周灭亡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洛阳，成立东周王朝，同时周平王命令把宗周故地赐给秦襄公，秦襄公开始有了一块自己的正式领地，秦国也随之建立了，《史记·秦本纪》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这段意思很明确不用翻译都能看懂，周天子意思是自己土地被西戎夺走了，然后把所属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上的土地给了秦襄公当封地，还说只要你能把西戎赶走，那这地就是你的……）
秦人建国可以说经历了百余年的努力，贯穿了一个时代，到了春秋初期刚建国还被周天子画大饼，怎么可能刚开始就以国为氏……
我们都知道秦赵出于嬴姓，但古代以姓别亲疏以氏别贵贱，有氏的更尊贵些，而即使是一个族群，他的姓/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当有了分支就有概率有新姓/氏，新姓/氏当然也遵循之前说过的姓氏规律。（一个姓算是比较庞大的族群，氏是区别小支的）
时间线再回拉，西周，造父获封赵城，称赵氏，二十三年后，非子获封秦地，为秦氏。这俩就不是一个人。后面被周天子画大饼的也不是造父赵氏那支，被疯狂画大饼的是非子的后代也就是嬴姓秦氏那支。
先秦时期的资料，根本没有涉及到秦国为赵氏。司马迁附会秦国为赵氏，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赵氏比秦氏早了20多年，因为驾车驭马的功劳，从奴隶转正，成为赵城大夫。司马迁完全有理由认为，秦国先祖会附会赵氏，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奴隶，而有氏的人地位比较尊贵（有氏≈跨越阶级）。
直到秦非子养马获得功劳，受封于秦地，为西垂大夫，为秦氏。
一个驾车，一个养马……怎么就一支了……
说秦国祖先当奴隶的时候借一下赵氏这个氏吗，也有可能哈，毕竟都姓嬴也确实有亲属关系。
称秦国秦氏为赵氏不能完全站住脚，也不能完全推翻，因为先秦史料没有记录到秦国王室究竟氏秦还是氏赵，只能推断，就连之前提到的国语也只是有个秦仲的称呼。
不过我真的想不到秦人自己有秦地为封地了，为什么还要氏赵，借氏上瘾不还了吗（划掉）。
这就体现出来明确在史书中留下自己氏什么的重要性了，不然死后自己是出名了，改氏别国的国名了。（笑）
总结上方资料，造父和非子两个人就没有父子关系，而后面的秦几代首领传下去可以发现基本都是父传子。
就算真的真的真的退一万步，秦国里姓嬴的想不开氏赵了，那国君呢。
这里再次贴出前面一段内容【以国为氏，原则上，仅限于国君，而宗室、朝臣、国民，是不可以以国为氏，除非国破家亡。国人无氏，国亡之后，以国为氏，表示出身。举个例子，郑庄公。郑庄公自称是郑寤生，而不是姬寤生，这就是不称氏称国。】
至于司马迁有没有可能造谣呢，请看vcr：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
意思是指秦始皇的相貎特征为：鼻子是鼻梁塌陷马鞍鼻，眼睛是眼球外突的细长眼，胸部尤如鸷鸟一样突出，说话的声音低沉有力而嘶哑像豺狼。
到了近现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进一步解释为：“挚鸟膺，即现代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秦始皇猝死的原因突然有了（bushi））
但是，在西汉《礼纬》《纬书》和北宋《太平御览》中对秦始皇的形象却是另一番描述，秦始皇是“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
（据《秦史稿》记载，秦制一尺约等于现在23.1厘米，秦始皇身高八尺六寸，换算一下就是1.98米；胸围七尺，换算1.62米，然后我搜了一下某尺码对照表，发现秦始皇有145n那么大，比def夸张多了，但是男的比女性肩宽也不是很夸张吧……？咳咳…跑题了。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还是有夸张的吧？要不然岂不是双开门大冰箱（一些不敬祖先的念头冒了出来））
也就是说秦始皇是一位嘴巴张开像老虎，两眉之间额头鼓，双眼炯炯放光彩，鼻梁高耸有神气，身高近二米，矫健魁梧、气势凌人的标致大汉。（这描写夸张了，但是能看出来秦始皇是个正常人，没有软骨症也没有气管炎！）
同时，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匕首刺杀秦王的过程也可看出，当时秦始皇急得拔不出自己背后的长剑，西汉有人记录了荆轲和秦始皇剑的长度，荆轲的匕首近二尺，秦始皇的长剑为七尺，到今天就是一米六。（司马迁他自己写着就不觉得自相矛盾吗……）
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写道：“秦始皇并不是后代所想象的那样生长着一幅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如果他多少有点母亲遗传的话，他应该是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英俊、漂亮、重点！】总不能嬴政不是赵姬生的吧……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秦始皇丑陋形象也有时代原因，当时汉武帝独尊儒术，刻意贬低丑化秦始皇的情况下，认为秦始皇是一个暴君，被妖魔化了。而且，司马迁为了推卸责任，特别写道他是根据尉缭所说而写的，并不是自己所了解的。
而郭沫若更是根据这不可靠的记载，作了不可靠的分析。因此，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1973年写给郭沫若《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中就对《十批判书》提出了不同看法，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粃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主席如是说。
毛、主席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 。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